業界努力游說社會支持的「創新及科技局」終於有機會成真。
創新及科技局任重道遠，我們希望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改善生活質素，為年輕人開拓出路。這只是漫長工作的開始，因為推動科技產業不是改個名字、調動一下架構便大功告成。
須有執行力 莫「雷聲大雨點小」
政府要成功得到立法會各黨派支持，交甚麼功課才最重要。若政府在毫無執行細節之下就期望立法會齊心支持，亦未免妙想天開。所以與其說「成功爭取」，倒不如思考如何令創新及科技局達到其目標，而不是枉花公帑和人力資源。
政府高調推動科技業已非首次，但雷聲大雨點小。政府過去十多年多次推動科技產業，然而至今本港經濟繼續由傳統行業支撑。董建華年代提出發展知識型經濟，成立創新科技委員會，1998年起設立創新科技署，並投資科研基建；事實證明，今日不少對業界有用的措施和計劃，都在「資訊科技及廣播局」時期奠定。曾蔭權政府則重新包裝，推動包括創新科技的所謂六大優勢產業，錢用了不少，但未見實際成效。
創新及科技局只是方法，不是最終目標。謹藉本文提出我對創新及科技局的三個期望、兩個關注和一個要求。
三個期望：規劃制度化、突破官僚思維、促進跨界別創新
「執位」、「重新洗牌」並不足夠，重要的是以甚麼思維推動科技。我們需要一個從大局着眼、有執行力的政策局，而不是另一個官僚架構。
效星日韓台 設中長期規劃機制
有人覺得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只為業界利益，又有人認為現屆政府能力低下，對新政策局成效存疑。我理解這些看法，推動科技短期未必看到成果，亦不及派福利吸引。不過，全球向創新經濟方向競爭，香港沒有條件浪費時間，亦不宜因短期的政治考慮而卻步。
新加坡、日、韓、台等地都展開國家級的科技業規劃，並設中長期規劃機制，規定政府需定期評估未來需求，制定科技產業政策，並撥出資源執行。希望未來政府能商界、學者等參與規劃，將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制定的「數碼21策略」升格，有系統地探索香港科技業與其他範疇的合作，創造更多機會。
衡工量值計績效 難鼓勵科研
過往不少從事科研人士反映，政府雖然撥出資源，但資助制度煩瑣僵化，事事以行政和會計考慮為先。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時，應加強靈活性讓研究人員靈活運用資源，重視跨界別創新，除推動技術研發亦不要忽視資訊及通訊科技，善用雲端運算、物聯網等的科技，助業界拓展本地和海外市場，創造就業和社會效益。
兩個關注：評估績效、維護網絡自由
過往不少推動科技產業的計劃分散不同部門執行，加上官僚「交貨思維」，結果空說推動科技，但卻不肯承擔長遠投資的風險，例如應用研究基金成立幾年便因為項目無法回本而被開刀。審計署主要以衡工量值方式量度績效，未必完全適合科研工作性質。希望政府衡量產業政策時能增加更多指標，定期檢討科技政策。
另外，新政策局亦不可以任何方式影響網絡表達自由。今次施政報告中較少人提及的一項新措施是警隊的科技罪案組將升格為「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我關注政府會否藉預防罪案為名監控網絡，這點必須多加留意，斷不能為資訊安全而藉故打壓網上言論。
一個要求：局長不能只找梁粉
對於局長人選，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由一位有長遠目光、熟悉科技的業界人士出任，有能力調動資源，協調現有的相關政府部門，並得業界廣泛認同，可以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當然絕對不能只找「梁粉」出任。
今次政府願意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發展科技產業，至少方向正確，但我希望政府今次落實重視科技，盡快制定具前瞻性的產業政策，並改善僵化煩瑣的執行和評估績效，靈活地推動科學、技術和創新，為香港經濟、社會和下一代發展創造效益。
雖然我們擔憂特首空有願景但力有不逮，但香港總不能繼續空等，競爭力不斷下降。若然擔心是否做得到，惟有多加監察和鞭策，幫助香港把握創新及資訊科技帶來的機遇。
中國要轉型 要忍經濟增長降 - Stephen S.Roach 香港經濟日報 2014年01月22日 星期三
中國在2013年的最後幾個月裏發表了多項政策聲明。從11月初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60點改革方案，到一個月後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六個核心任務，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一系列新措施來解決國家未來幾年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取捨權衡 長期改革Vs短期增長
但從整體來看，政策不連貫的風險卻愈發明顯。例如三中全會的各項提案都有一個戰略重點——推進中國經濟期待已久的消費結構調整。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核心任務上，體現了這些改革精神的同時，也提出其戰術重點：「維持穩步增長」。考慮戰略與戰術之間可能出現的取捨問題——也就是長期改革和短期增長之間的權衡——中國決策者能真正實現他們的所有目標嗎？
當然，這種取捨在大多數經濟體中長期存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一樣。而中國與她們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一直傾向於把重點放在規劃經濟發展道路的戰略目標上。
盡管如此，三中全會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政策上的新衝突又再次引發了取捨問題。以消費者和服務主導的經濟結構修正方案最早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又得到三中全會支持，這意味着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增長速度，將比1980至2010年間平均達10%的年增長率有所放緩。
轉型服務主導 GDP 放緩非壞事
然而，增長放緩並非一件壞事。中國服務業人員的單位產出，比製造業和建築業都要高30%，這意味一個逐漸轉向服務主導型的中國，將可以在年增長7至8%的情況下，完成關鍵的勞動力吸收目標——即快速創造就業機會和減少貧困。
對中國來說，再平衡和經濟增長放緩是並駕齊驅的——並在資源需求更少、能源消耗增長更緩慢，以及解決環境污染和收入不平等方面獲得額外好處。但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卻沒有在這一戰略背景下考慮增長放緩問題，而是把相當大的注意力放在「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宏觀穩定責任上。
自經濟工作會議閉幕以來，投資者一直都在討論2014年的增長目標。是如某中國高級官員最近漏出的口風那樣，明年繼續維持2013年設置的7.5%目標呢？還是如最近多個聲明所暗示的進一步減速至7%呢？
答案將在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揭曉。但着眼於實現短期增長目標，並實施微調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更不用說另一場席捲中國短期融資市場的信貸緊縮——將削弱如今經濟結構再平衡所需的戰略轉型。
事實上，最近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2014年六大經濟任務——包括旨在確保食品安全、限制地方政府債務、改善區域發展協作——大部分與中國戰略調整的迫切需要幾乎無關。雖然值得稱讚，但它們似乎與旨在促進消費的結構性重組脫節。
「廚房水槽」決策 鬆散互相牴觸
六大經濟任務中，僅有兩個是與三中全會的戰略議程脗合的。如加強社會保障的呼籲，正正與三中全會建議國有企業將利潤的30%投入到養老金和醫療保健等社會安全網計劃的要求一致。同樣，強調市場在提升中國產業結構和消除產能過剩上的「決定性作用」，也符合三中全會實現向市場為基礎的消費社會轉型的目標。
但從這一切又是過時的「廚房水槽」（kitchen sink approach）式中國經濟決策的另一個例子——水槽裏充斥着無數結構鬆散的建議、計劃、目標，而且往往被內部的不一致所困擾。中國需要採取一種新的方法，而這需要中國的經濟政策框架發生三大關鍵變化。
明確目標優次 淡化增長目標
首先，與國際上的優秀模式看齊，中國政府需要對其政策目標進行更明確（即更透明的）優先排序。在多個平台上設置不同的議程——5年計劃、三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是困惑和潛在衝突的原因之一。
第二，經濟增長目標應該淡化。這樣的目標有點像國家計劃經濟的遺留——並與政策制定者把新重點放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背道而馳。
最後，需要把穩定目標與戰略方針分開。前者應由主要負責金融貨幣政策的獨立中央銀行來處理，戰略方針則應該由剛剛在三中全會上建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在傳統上強調長期戰略，這使他們在過去能擺脫經濟發展之路中「難以避免的波折」。但如今，由於當局為了維持中國的驚人增長而啟動新的進程，他們應該迅速採取行動，在自己的政策議程內部實現更大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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