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一切做正確的事 - 歐錦棠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不惜一切做正確的事 專訪歐錦棠 - 明報 2013年11月17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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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文化中心劇場上演了一齣冷門話劇。劇目來自捷克，長達三小時，講述一個官僚機構對人性的扭曲。男主角歐錦棠在劇中飾演一個有心無力的官員，嘗試指正同事錯誤時自辯：「我指出情只係一個事實」。另一角色卻狡辯：「好明顯我係唔會向事實低頭！」觀眾席上的我，立即想起電視發牌風波裏官員們的語言偽術，旁邊一個男觀眾，發出一聲嘆息。

然後，劇情裏，有人聲稱掌握了「人民的意願」，阿棠的角色忍不住反撲：「不惜一切做正確的事，有時比天下太平更加重要！」台下一陣震撼。最終幕，他念出一段獨白，講述我們面對時代淪落的無力感，幾位觀眾在拭淚。我在觀眾席上，感到一陣奇異迴響，大家知道這是場戲，但空氣中瀰漫的無奈和傷感，如此真實，台上台下幾百人都知道，我們正為香港現而哀悼。

諷刺是，這套《疊配文》（The Memorandum），由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執筆，寫於四十八年前，暗喻活於極權社會的荒唐。但同一種官僚，同一種荒誕，同一種醜惡，卻活現今日香港。半世紀後，捷克已步向民主，香港卻似走回頭路。演畢此戲，歐錦棠感嘆：「哈維爾，你簡直是先知！」

回到現實，歐錦棠對香港社會，對娛樂圈，也在奮力抵抗。他是無合約藝員，卻在臉書批評《東張西望》、反國教、支持碼頭工人。有人讚他「敢言」，他卻不理會別人評價，只在乎忠於自己。數年前，他參與一個飲食節目，面前一碟魚生，價錢等同基層家庭一個月收入，他忽然看到自己滿手鮮血：「天水圍居民在看電視，他們心裏會怎樣想？他們會認命，會憎恨這個社會。」他決定以後不拍攝這類窮奢極侈的飲食節目。

但個人意志，改變不了大勢。面對霸權如大台，強勢如政權，傳媒被滅聲，熱愛武術的阿棠認為，即使明知會輸，還是要搏鬥：「我改變不了這個世界，扭轉不了這個局面，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做（同流），因為，我不願意做兇手。」

歐錦棠是個武者，他崇拜李小龍，也懂得打功夫。真人氣質有點殺氣，他自己形容，「我個人速度好快」，所以，你跟他交往，似高手過招，三兩下手勢，他已摸清你底勢。若他覺得你是同路人，可以跟你交心；若他看你不順眼，他會不客氣。像他笑言，「畀以前就會扔，現在會用眼神狠狠地睥你。」

他寸，因為他寸得起。筆者跟他談了兩小時，已感到這人絕頂聰明。沒讀過大學，卻自學武術戲曲等中國文化；沒讀過演藝，話劇演出水準叫學院派也折服。他轉數快，令他孤僻而驕傲，看到眾生愚昧，怒火可以把周遭的人燒。幸好，隨年紀增長，猛火已變文火，早年一度破裂的婚姻也破鏡重圓，他承認，是信仰令他放下了一點自我。

「上面沒說要雷厲風行，你就擦唔切，最恐怖就是這種揣摩主子心意的奴才心態。香港要死，也是死在自己人手上。」

從7A班劇社那裏接到哈維爾這個劇，阿棠說，他二話不說應承了。他解釋，早年看過電影《布拉格之戀》（一九八八年，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電影版），自此深愛捷克文化，嚮往文人的浪漫和自由，《布》片提及人性在極權下的扭曲，而哈維爾這個劇，談的也是極權下人性的迷失。

阿棠說，排戲期間，已看到這戲對香港的隱喻，「廿年前演，我不覺特別，兩年前也沒事，但在二○一三年真係『中晒棍』，哈維爾是否一個先知？這齣戲，和平日打開電視打開報紙看到的有何分別？重複的是那種滑稽、醜化和扭曲，完整地搬上舞台。」

劇情說，有人想把母語拿掉，使用人造而冗長的「疊配文」作官方通訊語言，務求達到提升溝通準確度云云。歐錦棠飾演的「局長」在官僚系統中想做點好事，但一番折騰，最後仍難改變形勢。

阿棠說，幾段劇情，深深觸動他。中段談到「母語」的重要性，他想起廣州「去粵語」事件；劇中人明知新政策會失敗，也趕緊在時局裏撈油水，他想到「建制派」；劇情說「疊配文」是「上面下來的政策」，最後發現，在上者根本沒下過這種旨令，是下屬阿諛奉承。阿棠聯想到電視發牌，建制議員急於護主的嘴臉：「上面沒說要雷厲風行，你就擦唔切，最恐怖就是這種揣摩主子心意的奴才心態。香港要死，也是死在自己人手上。」

「你老闆，邊個話你畀錢入來看，我就當你係老闆咁拜？對唔住，我說過我不是跪掙錢的人。」

歐錦棠演的男主角，被認為是哈維爾的心聲：一個有良知的人，活在極權裏，最後也無能為力。上周日演最後一場的結局時，阿棠瞥見台下至少五個觀眾在拭淚，他訝異荒誕劇也令人流淚，自己也受觸動。筆者問，他自覺和角色相似嗎？阿棠有點被冒犯，認為自己沒角色般窩囊：「我軟弱，但我沒同流」。然後說了個小故事：近日出席活動，一位前輩拍他肩膊讚他：「看到你，我知道不用跪下來也能掙到錢。」

阿棠的倔強，連年少無知的觀眾，一樣無情講。《疊配文》曾以平價票招待中學生，部分少男觀眾看到阿棠與女角相擁，原意表達長輩對年輕人的關懷，台下卻發出色情的「Wu～」起哄聲，令阿棠怒火中燒，謝幕時拒絕鞠躬：「你老闆，邊個話你畀錢入來看，我就當你係老闆咁拜？對唔住，我說過我不是跪掙錢的人。如果我連這份尊嚴都維持不了，如何生存？我作為藝術工作者，不能沒有我的態度。」事後有學生在臉書上發信息向他道歉。導演一休補充，起哄的主要是坐前排的男校生，其他學生看戲時也頗投入。

「『不惜一切做正確的事』就係咁解，我想，我堅持，就係咁簡單。」

筆者好奇，咁有性格的阿棠，在兩間大電視台，如何存活二十年？阿棠一九九○年加入亞視，後來主持《今日睇真D》，近年參演無的《畢打自己人》、《同事三分親》。阿棠說，在電視台的日子，主要是一種專業磨練，但後期仍堅持演出，是因為遇上中年事業上的樽頸位。他坦承，自己在拍《今日睇真D》時，在幕後粗口橫飛，扔發泄；到了無，他看到劇情狗屁不通，憤怒得在劇本上寫粗口：「我瞇埋眼去做，一樣做得不比別人差，然後在外面做話劇平衡心理。」

阿棠現時仍是TVB藝員，首次披露，為何近日在公仔箱失蹤了。早陣子，他左眼爆了血管，半邊眼白一片鮮紅，醫生也沒法，只能讓眼睛慢慢復元。電視台要求他休假，阿棠認為攝影角度配合一樣可開工，雙方爭持不下，阿棠一怒之下堅持休假一年：「我有事你就要我告假？因為告假不用支薪嘛。你跟我談利益關係，我就豁出去，不做了，反正我也不想過這些生活。」四個月後眼睛復元，阿棠從沒向外說過此事，「我唔知講出來有乜後果，但即使有後果，I don't care」。別人聽到他可向無拿一年假，覺得匪夷所思。他借用《疊配文》對白：「『不惜一切做正確的事』就係咁解，我想，我堅持，就係咁簡單。」

藝人常被戲謔為「偽人」，阿棠稱：「這行業金雕玉砌，嘩，拍一部戲多少錢，這個姐仔出席亮燈儀式，已有幾百萬珠寶贊助，但她真實的一面在哪裏？沒人關注。好對唔住，我作為藝術工作者，第一件事就是追求真。」阿棠三年前成立了自己劇團，未來會專注話劇演出：「劇場的布景是假的，但情是真的；電視的場景是真的，但情是假的。」

「一味爆粗沒意思，我還不夠憤怒？我憤怒到（多年前曾患）抑鬱症。但憤怒幫不了你。」

他想起五年前，在電視台拍攝飲食節目，食了一餐名貴日本菜，其中一道魚生船，好吃得很，阿棠回憶起魚生鮮甜，語氣滿享受的，但當被告知那碟魚生值五千元，他碌大隻眼呆了：「我拍完這一集決定以後不拍了，我想起天水圍有幾十萬人，大部分人娛樂是看電視，有多少人可以負擔到吃這一餐？……我不認同人的價值應該如此扭曲。」他說，未來即使拍飲食節目，只肯拍街坊店。

阿棠的臉書有近五萬人like，不定期寫政治評論，反國教，撐碼頭工人，到近日芭蕾事件，甚至《東張西望》：「有人說，我在這機構（無）工作，不應批評自己公司，I don't care，我話之你，唔聽鏟番你轉頭還可，臉書是我的園地。」他常說，「我活在自己世界裏」，觀點與別不同，好像電視發牌，他不認同王維基慢工出細貨的拍攝方法，認為不適合香港觀眾的快餐式口味，但始終覺得，政府處理手法更拙劣；又例如，他一邊批評中共，卻會繼續回內地工作：「我有自己觀點，我堅持理性，不會煽動性，我不會諗有多少人明白和支持，do the right thing，做對的事便可。」

阿棠臉書的文字，像看一個武者打功夫，看準目標，狠狠出拳，切入問題核心，不謾罵，偶爾嘲諷，跟他本人的衝動和火爆有點距離。這種文字功力，或許和他早年做過記者有關：「一味爆粗沒意思，我還不夠憤怒？我憤怒到（多年前曾患）抑鬱症。但憤怒幫不了你，始終我們這一行，應該有種使命感，想做到一點正面影響。」

「倪匡以前訪問裏說過，我們『死梗』，我覺得，若什麼也不做，就死快一點；做一點，鞭撻佢，就死遲咁解。」

這星期，一名中大女學生，在領獎台遇上梁振英，不亢不卑地當面批評他。筆者忍不住向阿棠透露，該女生是筆者學生，阿棠聞言大喜，捉我的手用力搖晃作恭賀狀：「哈哈哈，good punch！（漂亮出拳）無得頂啊！還要批評得這麼decent（優雅）才厲害。就像一個人渾身都是武器，卻不出手，這種以德服人，以柔制剛，才是力量所在。」

對於香港時局，阿棠很悲觀。他形容自己「十分愛中國」，也希望香港步向民主，然而他卻看到中國人有種「奴才劣根性」：「一種沒教養和自大，無論讀了多少書，一做官就覺得自己大晒，為所欲為，不是一種醜惡DNA嗎？我深信，中國人無得救啦。倪匡以前訪問裏說過，我們『死梗』，我覺得，若什麼也不做，就死快一點；做一點，鞭撻佢，就死遲咁解。」

此時，阿棠念起《疊配文》最後一幕的獨白：「我生活一個古怪又複雜年代，一個亂晒籠時代……我識得發射火箭探索外太空，但愈愈唔識得探索真正自己。我控制到核子分裂，但就似乎完全控制唔到我自己人格分裂。」他苦笑，然後說，湯顯明一邊做廉政專員，一邊買千六元魚蛋牛腩送禮，就是一種「人格分裂」。

訪問在政府總部的室外茶座完成。秋日陽光照耀一片綠草如茵，阿棠卻幽幽地背誦出《疊配文》結尾一段獨白，他說，這段獨白複雜而艱澀，卻觸動得他最深，讓他在舞台上淚流不止，正好送給現在的香港人：「我就好似西西弗斯咁——將生命巨石推到虛幻山頂，為只係等佢可以好荒謬咁碌返落去個山谷。人類從來都未試過要咁近距離去面對佢主觀上想追求道德意志同埋客觀上難以達到倫理實踐之間，種無法消除矛盾。」

哈維爾在一九六五年寫完此劇，當時捷克在共產管治下，人民沒言論自由，話劇要以指桑罵槐方法評論政府。三年後，布格拉之春被蘇聯血腥鎮壓，其後，哈維爾還為言論而坐牢，至三十多年後，捷克才透過群眾運動和平演變，哈維爾成為民選總統，以人文精神治國，至二○一一年因病辭世，舉國哀悼。哈維爾應該沒想過，他於半世紀前在極權國度寫下的文字，今日在地球的另一邊，竟然是一拳又一拳優雅而有力的good punch。

正氣小人物氣息

《疊配文》導演一休解釋，找歐錦棠演出，因為覺得他帶點正氣，又有一種小人物氣息，與主角氣質合，並讚賞歐錦棠在排練時非常專業。《疊配文》為康文署「世界文化藝術節2013——東歐芳華」贊助節目之一。首演三場爆滿，但一休表示，此劇角色多，若以自負盈虧方式重演，財政難以負擔，除非有其他單位資助，否則不會重演。

答﹕歐錦棠

一九九○年畢業於第一屆「亞洲電視訓練學院」，參與過《點解阿Sir係隻鬼》、《我來自潮州》、《今日睇真D》，二○○一年加入無，於處境劇《畢打自己人》、《同事三分親》、《誰家灶頭無煙火》演出。一九九六年起參與話劇演出，主演超過三十部劇目，二○一○年與太太萬斯敏成立劇團「劇道場」。偶像為李小龍，愛中國戲曲文化，亦為虔誠基督徒。

問﹕譚蕙芸

與「7A班戲劇組」藝術總監一休識於微時，N年前中大聯合劇社成員，現為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文 × 譚蕙芸 圖 × 黃志東 編輯 梁詠璋




盛世顯微鏡﹕中國改革顛覆世界 - 溫曉連 明報 2013年11月17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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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閉幕翌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出現了令人不安的畫面，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百多名穿著得花枝招展的小學生，列隊歡迎也門領導人來訪，旁邊當然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學生不但展露機械式的笑容，還要不停地一邊蹦跳、一邊高喊歡迎辭，對這群連也門在地球哪一個角落也不知道的小學生來說，他們這類異常亢奮的動作，是否出自內心，筆者十分懷疑。

這類「人為」的歡樂氣氛，在中央層面，早已絕了多年，但習近平上場後，差不多每次接待外賓或隆重儀式，都得動員數百個小學生充作布景版。這種舊共產國家沉醉的排場，在上世紀最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北韓外，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過去半年的政治氣氛，就跟京城上空揮之不去的霧霾天氣一樣，令到很多人感到異常的沉重，難怪有一名北京大學教授早在半年前，就用了天氣比喻當前的政局﹕

「你們如果關注社會動態，就能看到天邊在積聚烏雲，就能聽到烏雲中醞釀的風暴。敏銳的人都能看到，風雲變幻，暗潮湧動，前途莫測。」

在今年年中時，還有很多人半信半疑，對習、李新政仍然充滿期盼，但到今天，不要說異見人士和知識分子，連京城裏一般的中產白領階層，還有腰纏萬貫的土豪商賈，都已切身感受到一股實實在在的政治寒流在四處竄動，精神上的壓抑遠超過過去廿四年任何一段時期。

每天在官媒裏看到的，是中共的槍桿子與筆桿子無時無刻「亮劍」，畫面與用字殺氣騰騰，無怪乎文革再起之說甚囂塵上。

政治全面倒退

習近平究竟把中國帶往何處？三中全會後，已漸見明朗，就經濟上開放，政治上全面收緊。習近平對毛澤東的崇拜，看來比起他對父親習仲勳的敬仰更深更徹底。毛澤東出身農民，在深山裏從殘酷鬥爭裏成長起來，他遵從馬克思主義，崇尚理想主義，天不怕地不怕，喜歡無法無天，信奉鬥爭哲學，精通帝王之術，如果習近平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那未來十年的施政，必離不開毛的鬥爭特質。

習近平班子在上台之前一段時間裏，致力研究了兩個課題，一是法國大革命歷史，二是前蘇共倒台崩潰的成因，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中國正邁向「亡黨亡國」的邊緣，要力挽狂瀾於既倒，唯有汲取蘇共倒台前的經驗，一方面要牢牢控制武裝力量與官員的意識形態，一方面要保持經濟活力，給統治機器提供最基本的養分。

由此可以預見，未來十年，政治上的全面收緊可謂毫無懸念，中共的統治模式，會由改革開放以來的寡頭壟斷，即黨內派系間有限度制衡，倒退回半世紀前的權力高度集中，近乎極權統治的原始模式。習近平打改革的旗幟，超越憲法，在人大、政協、國務院，甚至是中共體制，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正顯示了他對權力的無窮慾望。

普世價值 VS. 中國模式

前蘇聯崩潰後，全世界人民基本上達成了一種共識，就是極權統治必定會覆亡，唯有歐美的民主憲政體制，才可確保國家民族長治久安，這就是普世價值的基礎元素。

中國政府現在提出的改革藍圖，目的就是要顛覆普世價值，證明人民只需要金錢、物質，與及虛幻的民族自尊，其他人權、自由、民主甚至是宗教信仰，都可以視作無關痛癢的擺設。這一套改革模式，既可以用物慾來麻醉人民，又可以保持統治階層長久的執政地位，可以說是最符合中共的利益。

今次中國改革的成敗，受影響的已不單單是國內十四億人，還有其他經濟還未起步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獨裁者野心家正虎視眈眈，靜候這套改革理論的成功經驗，時機一到，他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廣大蟻民灌輸一種概念——財富與民主自由，只能任選其一。

這套觀念成形後，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的，未必是幾千公里外的芸芸小國，而是中國大陸邊陲的香港特區。

前文所述的那名北京大學教授，最後還向即將踏入社會的畢業生，作了以下的叮囑 ﹕「如果中國再來一次義和團或紅衛兵運動，如果重慶模式成為中國模式，你們能不能清醒地說不？如果你沒有這個見識或勇氣，能不能至少做個無害的逍遙派？」

不少香港人還以為我們在一國兩制的保護下，內地的政治離我們仍然很遠，但筆者幾可肯定，這名北京教授提出的囑咐，不久將來也可適用於香港了。

溫曉連




周日話題﹕「國安會」 何所為而立 ？ - 程翔 明報 2013年11月17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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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最出人意表的一項決議，就是成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究竟這個「國安會」，何所為而立？其目的、作用、功能、組織、運作是什麼，當局完全沒有透露相關資訊，所以本文只能就有限的資料作出判斷。

當十一月十二日新華社發出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消息後，《人民日報》馬上發表一篇文章，把中國的「國安會」與美國的「國安會」相提並論，以力證其必要性。但是，美國的「國安會」在1947年成立時，其目的明顯是因應外來威脅的（指蘇聯冒起及當時方興未艾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後來才慢慢加上對內因素。中國的「國安會」，卻是從一開始就有明顯國內因素。何以見得？且看看三中全會公報[1] 。

公報說：「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安全體系。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這裏說得很清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作為「創新社會治理」的一個部分而提出來的，不是在涉及國防外交的段落裏提出來。這就說明它的針對性是「內憂」，不是「外患」。為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必須對「創新社會治理」這個共產黨專有名詞作出解釋。

所謂「創新社會治理」，是中共摸索出來的一套「維持社會穩定」（以下簡稱「維穩」）的新辦法。中共從2004年開始，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穩定問題，開始試驗一種所謂「網格化」的社會管理方法（詳下文）。這個方法應用在2008年的奧運會上發揮了它的作用，突顯了它的威力，所以到了2009年，為了應付所謂6521事件（即國慶60周年、西藏叛變50周年、六四20周年、鎮壓法輪功10周年），同年出現這一空前敏感的時刻，就把奧運「非常時期」的「非常規化」（即比平時更嚴厲）的維穩措施實行「常規化」，全年實施。這一年平安度過後，中共視之為成功的社會管理辦法，遂在2009年底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正式向全國推廣。所以，本來只適用於一時（特別事件、特別日子）一地（北京、上海）的臨時性措施，便被作為一項恆常措施，推廣到全國。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中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足見所謂「創新社會治理」，立足點完全是為了鞏固中共的統治。

「創新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所謂「網格化」管理。所謂網格，就是將城市空間劃分為一個個的「網格」，使這些網格成為政府管理基層社會的單元，將城市管理與服務對象劃分在細分的網絡當中，通過信息技術來對網絡內的人、地、事、物、情、組織等進行信息的監控、採集、管理、應對和完成上下雙向溝通的管理過程。每個網格化裏面配置四員：網格管理員（社區居委管理人員）、網格協管員（機關包片幹部）、網格警務員（片警）、網格監督員（老黨員、4050人員[2]、人大代表等）。這些人負責了解網格內的人、地、物、事、組織信息，對群眾的訴求、社區中的不和諧因素等，進行「格內」處理。政府通過「網格四員」對轄區範圍內的人、地、事、物、組織五大要素進行全面的信息採集管理，收集地理位置、小區樓棟、房屋、單位門店、人口信息、民政救濟、黨建紀檢、工會工作、計劃生育、勞動保障、綜治信訪、鄉鎮特色、志願者服務、市場商舖、安全生產、特殊人群、治安信息和消防安全等信息等。

除了「網格化」管理外，「創新社會治理」的另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所謂建設「六張網」。

在2009年底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公安部長孟建柱因應「奧運維穩模式」奏效，決定把非常時期的非常做法常規化，提出建設「六張網」，即：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虛擬社會」防控網等，要求做到：點線面結合、人防物防技防結合、打、防、管結合、網上網下結合，實現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云云（2009年12月1日中國新聞網）。

超級維穩機器

綜上所述，所謂「創新社會治理」，完全是為了內部維穩的需要。因此，在強化「創新社會治理」的大方向下建立的「國安會」，很明顯也是服務這個對內維穩的總目標。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國安會」的設立，不為「外患」，只為「內憂」。至於「國安會」如何強化「創新社會治理」，目前我們只能看到大方向，細節還沒有出來，所以無從判斷。但可以預料，這將是一個「超級維穩機器」。

那麼，中共眼中的「內憂」是什麼？就是「蘇聯式崩潰」出現在中共身上。在這個問題上，習近平的憂患意識倒是很強烈的。他今年一年來，曾經三次提到要避免發生「蘇聯式崩潰」。

第一次，今年初南巡講話。他說：

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台？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了。為什麼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蘇聯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解除了黨的武裝。出來幾個還想挽救蘇聯的人，把戈爾巴喬夫弄起來，沒搞幾天又被反過去了，因為專政工具不在他們手中。葉利欽在坦克上發表講話，軍隊完全無動於中，保持所謂「中立」。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第二次，在八月十九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他說：

加強黨和國家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意識形態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源。世界上沒有一個明智的國家政權會放棄而不利用這種政治資源。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放棄了對意識形態的主導，甚至失去了對有害意識形態的識別和自衛能力，就會患上意識形態的失語症。那麼，各種精緻包裝的新自由主義、西方新聞觀、「普世價值」、西方憲政民主、西方公民社會學說、歷史虛無主義，以及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和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之類的意識形態就會趁虛而入，瓦解社會的精神秩序，填充人們的信仰空間。蘇聯的解體、蘇共的垮台、東歐劇變，是前車之鑒。

第三次，在國慶節期間，他要求全黨高級幹部都要利用國慶節觀看一套紀錄片《居安思危——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這套紀錄片共四集，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集﹕蘇聯最後的日子——世紀大悲劇引起的反思；

第二集﹕把自己推向滅亡的政黨——多黨制引發的惡果；

第三集﹕被「休克」的國家——經濟私有化帶來的衰敗；

第四集﹕阿爾巴特街的迷牆——指導思想多元化造成的混亂。

蘇聯崩潰前敗象 中共身上呈現

從這裏可以看出，對習近平來說，他茲之在茲的事，就是避免蘇聯式崩潰發生在中共身上。這一點倒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蘇聯崩潰前的各種敗象，今天都在中共身上呈現出來。大陸網民丁曉宇（筆名旗山居士）列舉了前蘇聯解體前種種社會亂象，與中共今天的狀都非常相似。例如：第一，前蘇聯解體前，每年發生流血事件近20萬起。第二，前蘇聯解體前，維穩經費和國防經費基本持平。第三，前蘇聯貪污腐敗橫行，高級黨員享有特供。第四，前蘇聯解體前發生高通貨膨脹。第五，前蘇聯解體前，GDP不斷升高，國民生活水平卻不斷下降。

這種驚人的相似，就令習近平很擔心中共政權會否在自己任內喪失（蘇聯立國74年而亡，中共立國現在已經64年，習近平假如任期10年，中共就立國74年了，到了蘇聯亡國的時限。到時中共能否繼續執政下去，就要受到這個大限的考驗）。

習近平的擔心可以理解，但方法卻完全是錯的。要避免崩潰，中共必須厲行政治改革，而不是加強控制。這次三中全會政治改革的措施無影無蹤，卻搞出一個超級維穩機器叫做「國家安全委員會」，那肯定是與長治久安的目的背道而馳的。

註﹕

[1] 引自《三中全會新聞公報》。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裏，放在第13章《十三、創新社會治理體制》裏。

[2] 4050人員是指處於勞動年齡段中女40歲以上、男50歲以上的，本人就業願望迫切、但因自身就業條件較差、技能單一等原因，難以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就業的勞動者。簡單而言就是中年失業者。

文 × 程翔 編輯 麥少菁



周日話題﹕香港鯰魚論﹕林煥光怎麼辦？梁振英怎麼辦？香港怎麼辦？- 洪清田 明報  2013年11月17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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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幾天前訪問海爾的張瑞敏，他介紹說8萬員工中有一小部分人組成2000間「鯰魚公司」，自主經營、獨立運作和核算盈虧一段時間，讓每個人成為自己的CEO，以保持公司感應和回應市場、社會與時代的活力。

CCTV的《大國崛起》中，三四百年前荷蘭遠洋商船運回沙甸魚，經常大量死亡，後來無意間發現如艙裏夾雜幾條鯰魚，沙甸魚的存活率大增。原來沙甸魚好群集親和，會因過擠缺氧休克而死；鯰魚好動，刺激沙甸魚散開一點，多吸點氧氣。海爾的「鯰魚公司」念頭可能來自《大國崛起》。

百多年來，香港就是中國的「鯰魚」，五千年同質文化中的異類，背負殖民地的民族原罪，卻本身活出奇異精彩，又有意無意間警醒中華混沌大鐵籠裏的沙甸魚群。林煥光在行政會議，也突然變成一條「鯰魚」，「檢討論」客觀上給行政會議和建制一個沉寂中的警醒，公開講等於是把問題開放、引發公眾的討論，讓全社會一起進入問題、學習自治管治和公共決策。這是昏頭轉向的香港亟需的。

幾年前，林煥光和港大陳祖為合作為智經智庫進行一次自治管治和公共政策的public engagement研究。三四年前我在香港教育學院（HKIEd）主理的「人文香港」計劃，請他來專題演講「多元社會的行政、管治和政治」，演講稿全文刊於《明報》，後與張信剛、李焯芬、葉國華、陳文敏、張炳良、黃紹倫、蕭柱、楊森、也斯、翟紹唐等二十多位的演講稿合成《人文香港》乙書，由中華書局出版。

林煥光是「非典AO」

由「佔中有教育意義」到「期待深切檢討」，林煥光都從一個「學習態度」的視角看事態——由現實事件出發、多層面了解事態、超越個別案例而上升到更高層次，探討背後、內裏和之上的「深層次原理、矛盾和問題」，形成政經社會人文的多層面系統，再回歸現實事件和個案的應用。這個過程是「學會學習」的知識論（epistemology）和方法論（methodology）的基本功。

AO的專業事功、倫理和操守（professional ethics）之一是「上面提/問的才答、沒提/問的提/問也不要提/問」。林煥光是「非典AO」，有自己的眼耳口鼻、腦和心，「全人」自主介入生活和現實，知道與明白天地之大，知道與明白官府、權力和政策「玻璃屋」之外有另一個世界、一個不受控制的世界、一個自發自生的世界。他讀Kafka和《萬曆十五年》等政經文史哲書，看進念二十面體看了二十年，或有點intellectual interest猜想「文字與數字的明確條理系統」之外的「前邏輯」混沌holism。

七八十年代的「後六七」地區行政改革和諮詢，當「正統AO」一如後來工商專業界精英從政者左支右絀、苦不堪言時，他的「非典AO」能力大派用場，默默游走於「個人、群體、社會、時代和政府」之間如魚得水；八九十年代開始，穿插於香港各方和中英港，幾次政府和個人危機都明快恰如其份處理。香港內外三十多年的行政和管治由單元單軸向多元多軸的「政治化」轉型，給了他一生的機會，直至今天（香港由多元多軸多向自由反向變單元單軸單向集中）。

陷入「你我敵友」的取向

現在香港「政治化」的環境中，凡事愈來愈對人不對事，漸漸先問「你我敵友」，以「你我敵友」決定「是非對錯」和「高低優劣」。他身在「梁營」，卻是抽離出來，回顧和審視一番，其實只限於就決策過程和決策水平的「高低優劣」而言，不涉決定的「是非對錯」，卻被雙方坐實為「你我敵友」的取向。兩邊像小布殊那樣要分「we/us or they/them」，視他的「賽場旁述」為搖擺不定、自陷被動，一致要他「走人」。

他和陳祖為研究和在香港教育學院「人文香港」演講的是public engagement，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的多元互動、溝通與決策關係，怎樣一起各持己見和凝聚共識、共同承擔後果和反省檢討。現在面對的卻是政府內部行政會議各種觀點之間的多元互動政治關係（可稱之為internal engagement），該是他始料不及的。被記者逼問下，他按幾十年政府的運作慣性，援引public engagement的法則要求internal engagement反省檢討，造成的震撼，正反映engagement在現實中多麼波譎雲詭，更反映香港自治管治和公共政策問題的嚴峻，亟需由政經到人文、出入虛實的全盤「深切檢討」。

現代化是知識、權力、資源和利益由極少數人向普羅大眾的開放和擴散。參與決策、異見分歧及反省檢討沒有才不正常。社會精英與精英之間、大眾與大眾之間自己也無休止互動起來（或可稱之為common engagement），與政府和社會之間的public engagement、政府內部的internal engagement並行。決策、管治和政治、行政更見複雜兇險。

從知識論和方法論而言，英式「行政主導」的專制專權伴以諮詢制度和開放媒介及信息，是把當權者的主觀認知及意願向社會大眾開放，讓各方主客觀一起從正反各方面進入問題，找尋人、事和義理的客觀性，接受客觀規律的檢驗。政府內部各方間的internal engagement、政府和社會的public engagement，以及社會精英與精英之間、大眾與大眾之間的common engagement三者一起交叉動起來，有其本身的歷史規律、動力和能量，不大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香港這三層面目前都超越傳統中國和當今中國的認識、接受力和承受力。

梁振英應順水推舟

競選前梁振英講了幾年「內交」，但這次免費電視發牌，他卻按中國理解的「行政主導」，用盡機械化的「行政主導」的粗放權力，半途隨意改變前朝定下的發牌規則和標準、政策和軌，違反各層大眾的合理期望和諮詢制度，一意孤行對幹，視滔滔天下如無物，似不知進入什麼「深水區」，完全低估問題、對手和社會、事理的分量，關關硬闖、動輒保密，被迫解釋愈說愈多拂逆香港自由市場及創意產業的常理和常識（例如企業、市場與政府關係，創意與競爭的關係，免費電視與資訊自由及生活方式的關係），愈掙扎愈幾敗俱傷。這個月有大量「自造危機」的正面教材和「危機處理」的反面教材。

這不是梁振英三十多年來第一次。他如要檢討，就檢討這些。檢討這些必利己利人利天下。他如是大格局，應順水推舟，請林煥光主持一個專題檢討研究。如純為公關得分，他回應林煥光時除了聲明林煥光期望的「深切檢討」不是檢討發牌結果、而是程序，以及強調發牌合乎程序公義外，可以加一句：「行政會議設計和運作就是這樣，讓多觀點、多角度自由、透徹討論；任何決定不論對錯，之後都會深切檢討和有改善的空間；也是『行政主導』的『頂層設計』的一部分」；最後可以感謝林煥光這「鯰魚」。

「一國兩制」史無前例，梁振英及林煥光、香港及中國都需要虛心學習（從「學習」的角度看，中港是「學有先後」的「同道中人」）。有問題不是大問題，最大問題是逃避問題。梁振英應留林煥光發揮「internal engagement」作用，重整行政會議功能。他如駕馭不了「雜質嘈音」的行政會議，怎管治整個香港？行政會議內應該不會不成熟到分幫拉派，大家面左左，不能共事共存；如真是這樣，佔中和反佔中豈不是都要移民遷界？香港人多元社會怎一起活下去？

打開局面：互教互學

歷史等待中國認識和承認香港的時代先進性，從肯定香港之中找到「中國問題」的處方，給贊成改革者前路和前景。林煥光如不能不離開行政會議，如有心，正可以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外面世界的public engagement和common engagement有跨越香港、中國和世界的無限空間，讓他把「個人、群體、社會、時代和政府」之間的紐帶重新接駁起來。

個人和社會的和衷共濟，香港各方講了三十多年，搞了十來次運動，卻沒進入「深層次矛盾與問題」，小圈子近親繁殖、依偎取暖，只是公關和政治酬庸及表態。林煥光可試試打開局面，方法是建一個「政治管治及公共政策領導人才」學習班和自訓班，不是誰教誰（香港問題全世界沒誰可以教誰），而是回到春秋戰國的「互教互學、教學相長」，以及文革時的「人人是老師、人人是學生」。

這個學習班和自訓班的十要：

（1）面對現實、從現實出發；

（2）尊重個體、差異平等、由下而上；

（3）跨越多元、高於現實；

（4）認識香港、認識中國、認識世界；

（5）學習個人與群體的中外古今模式；

（6）聯繫「個人及家庭經歷、生命及生活」與「社會、國家及世界」；

（7）對香港、中國、世界的期望溝通；

（8）溝通與求同存異、求異存同、共識與行動；

（9）體制和決策；

（10）反省和檢討、學習與總結。

文 × 洪清田

編輯 鍾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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