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廣德﹕伍珮瑩的勇氣對「公益揭弊」的啟示 - 明報 2013nov29
為政府撰寫免費電視發牌研究報告的顧問公司總監伍珮瑩打破沉默，指出政府官員斷章取義，隨後特首梁振英表示會「跟進」和「處理」，局長蘇錦樑重申顧問公司的保密責任，大有秋後算帳之勢。政府一向視外聘顧問為「租來的槍手」，萬料不到有人敢在權力面前講真話，所以可能不惜一切反擊，製造寒蟬效應。這場角力不僅影響諮詢顧問的專業定位，更關乎公帑運用是否得宜，公共利益誰來捍衛，揭弊者缺乏法律保護等一系列課題。
伍珮瑩處理傳媒查詢非常得體，她至今未有披露報告內容，只是點出政府利用報告誤導公眾的要點，政府不易指控她違反保密協議。但關鍵不在於顧問合同條款是否有灰色地帶，而在於了解內情的專業人士，可否基於公眾利益而披露政府官員刻意隱瞞的事實，但同時享有免受報復的保障，這正好與國際上熱烈討論的「保護吹哨者」（whistleblower protection）息息相關。
特區政府花公帑外聘顧問，代表官員承認官員能力不足，或至少未有餘力進行制定政策所需的研究分析，所以要依賴更懂行的專業人士。政府不是萬能，所以依賴外援無可厚非，但很多官員養成陋習，不尊重顧問的獨立分析，意圖用長官意志影響研究方式或結論，甚至在研究完成後秘不外發，方便斷章取義來迎合上級的政治決定。
政府濫用顧問研究變本加厲
這些行徑在回歸後變本加厲，例如中央政策組把很多顧問報告放入黑箱，令不少學者白費心血但敢怒不敢言；鄭汝華主理的運輸局對高鐵的財務、交通和可行性報告遮遮掩掩，避重就輕；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採用不符實際的假設來低估污染影響，以及大埔龍尾人工泳灘環評報告內的錯漏，都留下官員插手干預的痕。類似事例俯拾皆是，但專業顧問敢於逆官意說真相的情卻絕無僅有。
須知這些報告並非官員私下花錢買的玩具，而是用市民公帑、動輒過千萬元的昂貴研究，原意是用來釐清事實，彰顯公益，令政策更符民意。因此，若果負責研究的獨立顧問發覺官員扭曲事實，或引用報告時明顯違背公眾利益，他們是否有說出真相的權利與義務？
國際上對「吹哨」或「揭弊」的定義，不但針對公營機構或私營企業內貪污舞弊等違法行徑，更包括政府濫權、濫用公帑、浪費資源或因利益衝突而危害公益的行為，當事人只要掌握證據和合理相信這些行為屬實，都應該在披露真相後獲得免於刑責或打擊報復的保障。
揭弊彰顯公益
立法保護大勢所趨
對於這些堪稱為「真相鬥士」的揭弊者，他們對公益的貢獻往往鮮為人知。根據統計，全球三分之一的舞弊個案都因揭弊者而公之於世，比所有核數師、保安人員或警察所揭發的案件總數還多。單在美國，自1986年起揭弊者令政府討回被詐騙或浪費的公帑已達350億美元。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本月初發表了一份有關歐盟各國為揭弊立法的調查報告，發現27個國家內有4個訂立了全面的專門法例保護揭弊者，另有16個提供有限度的法律保護。歐洲議會在上月通過議案呼籲各國提交保護揭弊立法的時間表，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
記者多次追問伍珮瑩，是否害怕往後「冇政府生意做」。其實這條問題反映了社會上的危險心態，接受了官員對不聽話的顧問打擊報復實屬正常。大家忘記了政府官員有秉持公正的責任，趕絕敢於講真話的顧問等於送錢給甘願講假話的庸才，正是浪費公帑的劣行。所以記者實應追問梁振英和蘇錦樑：「你如何確保像伍珮瑩一樣講真話的顧問能被政府重用，令官員獲得獨立客觀的研究分析？」
大家愈擔憂香港禮崩樂壞，愈須催促政府訂立揭弊保護法。試想，若果揭弊者毋須擔心打擊報復，許仕仁、湯顯明、曾蔭權等橫跨多年的涉貪或浪費行徑，可能於案發初期被揭露，省回公帑之餘更能早日撥亂反正。海事處部分官員10多年來敷衍塞責，若在南丫海難前被揭發糾正，能救回多少人命？
當權者不高興被揭瘡疤，大企業不高興商譽受損，所以真相鬥士的主要盟友是公民社會。很多人佩服伍珮瑩的勇氣，對她最好的回饋是付諸行動，不要讓揭弊者孤單。
方志恒﹕普選就是實現真正的港人自治 - 明報 2013nov29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即將展開的政改諮詢拉開序幕。
李飛以《基本法》權威的姿態訪港，透過詮釋《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為政改諮詢定下框架。
總體來說，李飛的講話內容，可謂「外弛內張」：表面來看，李飛語調寬鬆留有餘地，既沒有嚴詞批評「佔領中環運動」，亦未有斷然否定「公民提名」，甚至提出「提名委員會」的取向，必然深受選民影響的新穎說法；但實質上，李飛仍然堅守今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的強硬立場，同樣強調對抗中央的人不能擔任特首、「提名委員會」應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提名程序是由「提名委員會」作出「機構提名」等等。
普選之爭，表面上，是爭取建立一個公平開放的民主制度；實際上，卻是爭取實現真正的港人自治——回歸16年，「港人治港」不過停留在口號上，香港人從未有權選擇誰當特首、從未能夠決定政府政策、更加從未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爭取落實普選，目的就是要實現《基本法》之下，港人早應享有的自治權利。
港人治港一直停留在口號上
回歸以來，所謂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說穿了其實是「代理人治港」（官方的說法是「愛國者治港」），即透過「選舉委員會」產生一個忠於北京的代理人擔任特首，然後由特首代表中央在香港行使管治權。
特首普選的核心問題，就在於北京到底是堅持「代理人治港」模式，還是放手讓港人行使《基本法》下的自治權利：如果北京願意放手讓港人自治，那麼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框架下，其實依然有足夠空間將「提名委員會」民主化（例如將四大界別全面由個人票選舉產生、並維持現時低門檻的提名程序），令政治光譜上的不同黨派都有機會角逐普選，讓香港人能夠真正選擇自己的特首；如果北京根本無意放手讓港人自治，並且堅持「代理人治港」模式，自必然要將「提名委員會」變成篩選機制（包括將由建制派主導的「選舉委員會」轉為「提名委員會」、並採用高門檻的提名程序），以確保只有忠於北京的建制派人物，才能夠取得提名進入普選階段，這種普選必然違反民主原則、閹割港人自治。
換句話說，現時皮球根本不在香港人這邊，皮球由始至終都在北京那邊：不是香港人要去回應喬曉陽、李飛定下的抽象框框，因為在這些所謂框架之下，其實依然存在足夠空間，去制定從低門檻到高門檻的不同普選方案；真正的關鍵，是北京是否願意履行1980年代已承諾的「港人民主治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就請北京領導人乾脆把事情說清楚，承認根本也從來無意讓香港人選擇自己的特首，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只能是「代理人治港」模式。
港人自治落空中港全面對立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奧巴馬巡迴全國拉票，鼓動新生代起來改變國家，有一句話常常出現在他的演說之中：「我們的命運並非天定，而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Our destiny is not written for us, but by us.）
這種渴望掌握自己命運的意識，大抵亦已成為香港人的共同信念：經歷過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政治洗禮，香港人的自主意識早已覺醒；而從董建華、曾蔭權、到梁振英，回歸16年特區政府的各種施政失誤，更讓香港人認清唯有落實普選，才能夠建立真正向香港社會負責的政府。在港人主體意識日益高漲的情下，北京的「代理人治港」模式根本無法維持下去。
普選就是實現真正的港人自治，也是「一國兩制」長治久安的鎖匙，北京應該要信任香港人，能夠按照《基本法》管治好香港；但如果在今次的政改諮詢中，最後揭盅的不過是層層設限的特首普選，香港人追逐了30年的民主治港夢落空，社會矛盾必然激化，中港走向全面對立，「一國兩制」只會被逐步淘空。
香港政局將會何去何從，就在北京領導人的一念之間。
曾志豪﹕無人話推翻，人人可入閘 - 明報 2013nov29
我們對普選的要求，絕不是保證某些派別候選人，一定可以入閘；但我們更加不想看到，某些派別的候選人，一定不可以入閘。
你做初一，我們才被迫做十五，如果不是中央橫蠻無理設計出一個「超穩定」篩選架構，香港才不會要求力保泛民入閘。
中央其實害怕香港出現一個什麼樣的特首？
「愛國愛港」定義太含糊，幾多被判死刑的貪官生前都是一口一個「愛國愛黨」，中央自己都拿不出一個標準。
所以中央提出另一個定義，從反方向論證，便是「不推翻內地社會主義制度」。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表示，「雖然社會主義制度不在香港實施，但是港人有不推翻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義務」。
我頗欣賞郝鐵川的講話，起碼他提出了一個具體定義﹕「不推翻內地社會主義制度」。
有標準有界線便可以踢波了，以佔中三子為例，和平佔中，再巴閉再曠日持久，充其量也只是佔據行人路馬路公共空間，我想佔中三子是不可能提出像泰國一般，佔據政府機關部門大樓的極端行為。香港的佔中和泰國相比，就像露營般溫和，更與「推翻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相去甚遠，佔中三子理應有資格入圍。
又有人說，吾爾開希過境香港，何俊仁陪伴左右，似乎暗示，如果日後何當選特首，便有可能真的把吾爾開希交到北京，又或者高調出席平反六四的集會，對抗中央政府。即使這些事情發生，又有哪一項屬於「推翻內地社會主義制度」？把通緝犯交給政府，中央可除眼中釘；平反六四，即便結束一黨專政，但社會主義制度，幾時等於「一黨專政」？你問米問馬克思，他也一定答不出。
金改具顛覆性 市場震動難免 - 易憲容 2013nov29
三中全會的《決定》既沒有把金融放在突出地位，也沒有給國內金融帶來多少驚喜，但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三中全會輔導讀本》，同樣繪製了未來中國金融改革新藍圖。
當中盡管沒有出現全新金融體制改革項目，但周小川在外滙、利率和人民幣國際化及商業銀行改革等方面，構思出一個未來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
當前的中國金融市場仍然是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個堡壘。
利率市場開放 還需時間
特徵之一是以銀行業為主導，銀行業資產有144萬億，佔整個金融體系的資產80%以上。而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五大國有銀行又佔絕對優勢。二是政府對銀行業實行嚴格的價格管制與規模管制。由於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必然使得國內金融市場的有效價格機制無法形成，金融資源配置的無效率，更無法化解金融市場巨大的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
《決定》多次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所要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堅決減少早幾年盛行的政府對市場參與干預過多的現象，對保證市場有效運行基礎制度建立，十分強調。這對計劃性的中國金融市場，將產生顛覆性的影響。
如金融市場對內對外全面開放、股市發行的註冊制、宏觀管理的負面清單等。無論是金融市場規則和行為，還是金融組織機構及市場競爭方式，都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對國內外市場影響也將是顛覆性的。
其次是金融市場的有效價格機制形成，即放開對金融業的價格管制。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利率、滙率市場化都取得了不少進展。比如7月份銀行貸款利率全面放開，人民幣滙率的市場化等。《決定》強調了完善人民幣滙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央行對此有更明確的解讀：利率市場化的中短期規劃，利率市場化會緩慢推進，減少政府對人民幣滙率干預及增加浮動彈性。
其實，這裏有兩個問題要解決，一是市場化的基準利率是甚麼？如何來設立？二是如何確立國內金融市場無風險收益曲綫？
當前中國金融市場的基準利率是銀行一年期存貸款利率，與發達國家市場的基準利率完全不同，要建立起市場決定的無風險收益曲綫並不容易。所以最為重要的存款利率放開，還要時間。
人民幣彈性增 加速資本流動
當然，從讀本來看，央行對利率市場化有些較大改革舉措，比如設立銀行貸款基礎報價機制（這是存款利率不放的情況下對銀行約束的機制）、同業大額存單發行與交易、金融機構負債產品市場化定價、選擇時機存款利率市場化等。這對國內外市場都會造成巨大的影響。
減少外滙管理中的行政審批及「負面清單」管理、人民幣滙率彈性增加及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加深，不僅減弱了央行對市場干預，也會加速國內外資金跨境流動的進程。這有利於國外的資金便利地進入中國市場，也有利於國內企業及個人資產的全球配置，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在這裏有兩大變化將對國內外金融市場產生巨大影響：一是人民幣滙率在彈性增加下重新定價；二是跨境資本雙向流動快速增長。
還有，對於國內金融市場由於有政府的隱性擔保，隨近幾年信用過度擴張（有人統計過，中國建國64年，前60年信貸增加30萬億，而且後4年則增加了近40萬億），潛在的巨大風險正在增加（如流動性風險、影子銀行風險、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及利率風險）。
設存款保險制 銀行競爭激化
針對這些，金融體制改革將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和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這意味國內金融市場競爭方式將發生根本性變化，以往國內商業銀行拼規模的競爭方式將結束，商業銀行在成本約束條件下，從根本上提升其風險定價能力，否則，將被激烈的市場競爭劣汰。
關於跨境資本雙向流動，讀本的解讀也超出市場預期的。中國金融市場大門進一步打開，在當前全球貨幣政策全面量化寬鬆條件下，氾濫的流動性可能讓更多的海外資金進入中國市場，尤其是香港市場（最近香港股市成交量大增，很可能就是這種跨境資金快速流動進入之結果）。
中國企業及個人資金走出國門，不僅有利於國內資產的全球配置，也可能對全球不少市場帶來巨大的衝擊，並導致這些地方資產價格劇烈波動。
總之，中國未來重大的金融改革已經啟動，它將對中國金融市場的規則、行為方式、組織結構及監管方式，特別是整個金融市場利益格局造成影響。由此，它將給國內外市場帶來巨大的衝擊。對此投資者不得不要密切關注。
沒有香港的中國夢 不太吸引 - Thomas Sevcik 明報 2013年11月29日 星期五
自上任以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夢」，十八屆三中過後內地各項改革紛紛出籠，上海月前才成立自由貿易區，深圳也構思在前海發展國際金融服務區。
許多評論指，香港很可能會被其他國內城市取代，最終淪為二綫城市。作為中國一部分，香港可以在這個「中國夢」中，可以扮演甚麼角色？
見慣世面的香港，其實能為中國增添獨特元素，圓滿中國夢。香港的法治精神和用人唯才的文化，可以讓所有人的理想實現。但香港要繼續創造實現理想的環境，就必須比中國其他城市更先進、創新，為中國以至大中華地區提供幾項模範：
環球專業樞紐 可與世界接軌
一、環球專業、知識的樞紐——香港的社會多元化，令它擁有成為環球專業知識樞紐的優勢。雖然香港的政治制度大致是「由上而下」，但「從下而上」的元素亦始終存在：公眾有知情權、活躍的媒體；政黨、專業學會、民間智庫及基層組織可自由發表意見；加上年輕人平均教育水平高，以至各種專業制度（如建築、醫療、社工、調解及品質認證等）的發展成熟。
香港社會需要多元化的意見和討論——這不一定「等同」西方的民主，但我們肯定需要保持一個公正和開放的環境，才可秉持並繼續發展香港優勢，進一步鞏固其作為「與世界接軌的中國城市」地位。
二、以「質」取勝的香港品牌——從食品安全到其他產品、服務的質素，香港品牌的高質和可靠性普遍領先國內。「香港製造」是信心的保證，也是在「中國製造」未達到「韓國製造」或「日本製造」水平前的一個中轉站。
「香港製造」已超越了與產品相關的純粹印象，它還代表了創造這些產品背後的優良條件，包括香港注重的「誠信」文化。撇除前廉政專員的醜聞，香港算是一個講求誠信的地方，這從職業操守到打擊貪污上，可見一斑。香港的法制、公交系統、機場管理、處理危機及天災的手法備受國際欣賞。香港的媒體也大多公平公正，而香港政府尚算是有效率和組織良好。這些全方位的效率和誠信，是成就「香港製造」的主因。
香港獨特背景 證中國可上層樓
三、作為「品牌中國」一個重要特徵——相較其他國內或亞洲的城市，香港有其獨特的歷史和地理位置，以致在理解西方的思維上有其優勢，這也令香港成為一個有趣的思想交滙點。事實上，世界各地不少人都是通過香港來體驗中國的；商人、學者、旅客不是停留香港，就是以這兒作為遊歷中國的起點，從被「97回歸」或「一國兩制」吸引的學者及高端思想家，到樂於擁抱中國文化的外地年輕人及優才，都視香港為「中國能做得更多」的例證。
那香港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若要成功扮演「橋頭堡」角色，具體上要做甚麼？
一、拓展環球視野 推動香港觀點——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這是它基因的一部分，因此在教育方面，我們要鼓勵年輕人到海外交流，政府應該確保課程能訓練學生的環球視野。香港也要確保一個既有趣又可展現香港多元化特質的平台，把握發揮自身能擔當知識／資訊樞紐的獨特性，例如將自己定位為亞洲新聞中心，更主動地向各地發布資訊，如早前香港在報道「斯諾登事件」上，就成為了國際焦點。
強化香港製造 亞洲版瑞士製造
二、強化「香港製造」——「質量」是香港產品引以為傲的地方，「香港製造」成為亞洲版本的「瑞士製造」指日可待，但要持續優勢，政府需大力推動新標籤計劃（類似歐洲的「原產地聲明」）並加推鼓勵性的獎項。（詳情日後再談）
三、與內地的合作關係——愈來愈多港人到國內升學，但相比到英、美、澳洲留學的人數依然不多；向學生提供更多誘因到國內升學是有其需要的——珠三角是世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最大的經濟衛星城市也位處於此；香港應該視廣州、深圳及澳門為合作夥伴，而非單純的競爭對手。因「品牌中國」能否將西方經驗融為己用，並讓國際接受，香港理應可發揮先導角色。
要做到以上三點，港府需更主動、更有遠見；「不斷完善和持續進步」應作為港府及企業奉行的教條。香港要持續繁榮，必定要比中國其他城市做得更優秀。如果香港自滿，那不只是一個國際級城市的沒落，更會令中國夢失去有趣的元素。
記着：沒有香港的中國夢，不太吸引。
（作者Thomas Sevcik是資深的國際城市發展顧問。他本身是建築師，於柏林、蘇黎世、洛杉磯及拉斯維加斯等地累積逾十五年的建築及都市規劃經驗，曾為不少跨國公司提供有關地域定位及空間塑造的方案。）
2013/11/22 香港我城不死 創新特區模式 Thomas Sevcik 明報
香港的種種風波一直未有止息的傾向，由往年的國教事件、到今年的電視發牌風波，坊間每天都有很多關於Is Hong Kong dying？討論，有人恐懼香港即將沒落、被上海、新加坡等取締，甚至說香港已出現另一波移民潮。
港人正面臨身份危機，可是港人未必察覺，不單是國內人士，世界各地在找尋機遇的年輕人和專才都渴望跟香港交流，甚至來港定居。香港正面對沉重的挑戰，但香港同時擁有很多我們忽略了的內在優勢，以及可令這城市變得更強的基因。
危機？香港常見 香港AQ高
事實上，我們毋須過分憂慮危機，因為「危機」一詞對香港來說絕不陌生：60年代新移民帶來社會問題；80、90年代工廠北移造成經濟下滑；97問題引發信心危機；03年「沙士」疫症——香港的歷練，顯示出香港是世界上最能適應改變及面對逆境的城市之一。盡管挑戰重重，但我們對香港的未來仍然樂觀。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如何總結經驗，找尋自己的出路：
幾個世紀前，港口城市東京毫不起眼，二次大戰後平地一聲雷，但過去20年卻停滯不前，人口還在不斷老化。上海現在進入了繁榮的階段，卻無法於中國制度中獨善其身，例如貪腐、環境污染、土皇帝等問題依舊發生；新加坡直至60年代仍被貪污問題纏擾，現在又要面對族群、新移民導致本地人機會減少等等問題；首爾的國際地位正在攀升，但又有誰可以肯定它不會被南北韓的長期對峙弄得優勢盡失？台北也正發展得火熱，但只要它仍是一個沒有主權國支持的城市，就難以令人有信心作長綫投資。
再看遠一點，倫敦的地位超越了自己的國家，卻糾結於大型的基建問題；過分依賴金融業和俄羅斯大款支撑的地產發展，危機隨時爆發；紐約在70年代破產，重整金融業而再繁榮起來；可是現在受到嚴格法規限制發展，被金融企業主管詬病；一直是國際城市的巴黎也逐漸喪失影響力，淪為旅遊、生活品味的主題公園，巴黎的企業家正撤離到國外；80年代圍牆倒下前，柏林是一個被分割、沒有未來的城市，現在又要面對20%以上的失業率及10億歐元的赤字；開羅現時支離破碎，即將被杜拜取代成為中東的經濟及知識樞紐。
城市潮起潮落 香港可怎發圍？
回溯更久遠的歷史，西安、耶路撒冷、吳哥窟、底特律……這些一度是世界級的城市，又何嘗沒有經歷起跌？如此看來，香港也不過正是處身發展轉折期。香港對人才的培訓、與內地的緊密聯繫、國際公認的專業及金融制度都是自身的優勢。這個城市的品牌不能輕易複製。香港最大的發展障礙，可能就是一直沒有決心正視大部分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們希望從一系列討論，探索如何把香港重新定位。例如，我們總不能依靠輸出奶粉及外國時尚產品給訪港內地旅客，我們可以如何令香港在其他中國城市中突圍，同時令香港減少依賴內地？又例如，國際級城市應是一塊吸引全球人才的磁石，但我們卻面對產業過於集中，這意味香港需要一套更長遠、更具競爭力的輸入人才政策、鼓勵創業、發展創新產品技術等策略。
我們的討論或許會較尖銳，但社會及經濟發展往往比政府政策的調整來得急速，因此市民不能光靠政府，港人本身也需要積極參與討論香港的城市定位。簡言之，香港人希望擁有一個怎樣的香港？
其實，香港在世界舞台上是一個模範城市——我們可大膽提問，將來的伊斯坦堡、開羅甚至未來的倫敦，將怎樣依照香港，發展成為「特區模式」的城邦？
我們深信，這是屬於香港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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