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黑一笔就黑一笔 - 中关村小白

让公平正义成为改革“最大公约数” 2013-11-04 02:30:07  新京报

无论是在现阶段还是长远地看，公平正义都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的根本诉求。不过，它如何能具体体现在下一步的改革中，且固化为阶段性的成果，并不轻松。

　　■ 社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日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

　　本周末，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公众舆论的期许也渐渐升温。近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改革吹风，而且国研中心也公布了“383”改革报告。这是近年来，改革的社会氛围最为良好的一段时间。

　　社会各界均对即将推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寄予厚望，希望这次会议紧紧掌握新一轮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成功启动改革。

　　改革本来就意味着利益的深刻调整，其间必然存在着激烈的博弈。越是进入深水区，则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就越是“众口难调”。很多时候，这也导致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难以突破，或者，即便有所推进往往也容易出现偏差，甚至产生某种程度的停滞和倒退。

　　也因此，在新一轮改革即将启动之际，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在最大限度兼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同时，也就变得十分迫切。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每一轮改革的成功启动，都是因为准确找到了当时的“最大公约数”。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最终开成了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的会议。这次会议为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好了铺垫。最终，全会找到了当时中国的“最大公约数”，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那么，什么是现在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是现阶段凝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深化改革的前提。这个说法，符合社会共识，而且，切中时弊。

　　以公费医疗的改革为例，包括2009年新医改在内的改革，无不高调倡扬公平正义，然而现实却是，作为改革对象的公务员群体，依然占尽公费医疗的好处。且不说仍有一些省份没有将公务员医保并轨，即便一些已经并轨的省份，公务员的报销比例也大大高于一般民众。

　　又如，在此前披露的“383改革方案”中，关于“廉洁年金”等制度的设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担忧。公众担心，在政府信息公开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指望“廉洁年金”营造出“不愿贪”的美好局面，显然不太现实。

　　当然，在此之外，国企与民企、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不公平待遇，也比比皆是。

　　不可否认，无论是在现阶段还是长远地看，公平正义都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的根本诉求。不过，公平正义如何才能具体体现在下一步的改革中，且固化为一种阶段性的成果，并不轻松。

　　此外，有些领域的改革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那么，似乎也没必要匆匆出台一些明显有违公平正义，不符合改革“最大公约数”的制度规定，以免改革走了弯路，出现偏差。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各项积极的改革措施也将出台，人们期待，新一轮的改革能够像35年前的那场改革一样，释放改革红利，再一次激发出整个社会的内生动力。




领导干部企业兼职破坏市场秩序  周俊生   发表于2013-11-01 08:03

党政领导干部不可以将权力用来为自己谋取私利，政府对企业的帮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应该是致力于建立充分发育的市场竞争秩序，让辖区内各种市场活力充分地释放出来。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组部发出通知，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的兼职（任职），进一步规范完善了有关制度。其中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凡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兼职不得超过一个；党政领导干部不得“两头占”，不能既保留公务员身份及相关待遇，又在企业领取报酬。

　　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或任职，一度在一些地区流行，甚至得到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肯定和推动。这样做的理由，据说是为了利用这些领导干部的力量来推动企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了鼓励公务员到企业去，有的地方的干部可以在担任公职的同时在所辖企业兼职，有的虽然离开了机关领导岗位，但他们的编制仍然得以保留，他们随时可以回到领导机关或者在离退休时享受干部待遇。有的到企业兼职的领导干部可以在政府机关和企业两边领取薪酬，甚至持有企业股权。

　　但实践早已证明，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或任职，混淆了领导干部和企业高管这两种不同身份的界限，使党政机关的形象出现了扭曲。党政领导干部是党政权力的代表者，这种权力应该用于所辖地区的公共事务管理，而当他们到企业兼职或任职时，实际上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种权力的行使。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到企业兼职的领导干部，很容易利用权力在企业中为自己捞取个人利益，从而产生腐败行为。即使是一些已退离休的领导干部到企业任职，在没有相应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也极容易利用自己在职时积累下的“权力磁场”为自己谋利，从而降低党政权力在人民群众中的评价度。

　　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任职，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是正面的，特别是一些兼职干部“两头占”的情况更是为一些腐败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领导干部队伍中也产生了思想混乱。因此，中组部已在2004年、2008年两次发文对此进行纠正。此次中组部再次下发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有关要求，并且从制度上堵住了原规定留下的一些“政策缝隙”，体现了十八大以后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新风尚。

　　从严管理党政领导从机关到企业兼职任职，除了能够端正党风、政风外，对于理顺我国目前的经济秩序也有重要意义。领导干部直接到企业任职，虽然确实可起到帮助企业发展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来自权力，而不是来自市场。这种对一两个企业的帮助反而会在被帮助企业享受特殊待遇的同时，使其他更多的企业受到来自权力的“隐形打压”。一个成熟的市场，应该是充满竞争的，各个企业在同一市场环境下平等博弈。当领导干部的权力向其兼职企业倾斜的时候，就必然会对这种平等博弈的市场秩序产生扭曲作用，加剧市场的不公平竞争，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更有甚者，一些在兼职企业领取薪酬甚至占有股权的领导干部，当他所在的企业与其他企业出现经济纠纷时，可以将其权力用于纠纷处理直至干预司法，从而使当地的营商环境遭遇破坏，商人的合法资产无法得到正当的法律保护。

　　目前，在一些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现象仍然很普遍，有的地方的国资公司，其董事会成员甚至全由当地政府各部门的一把手担任，在这样一种格局下，党政机关几乎成了围着这个企业转的机构，党政权力所必须履行的社会服务职能也就落空或者变形了。根据中组部此次下发的《意见》，这些情况必须得到限期清理。

　　现在重要的是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组部的《意见》，而不能再以发展经济为名继续推行这种损害党政机关权力形象、扭曲政商关系的做法。党政领导干部更不可以将权力用来为自己谋取私利，政府对企业的帮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应该是致力于建立充分发育的市场竞争秩序，让辖区内各种市场活力充分地释放出来。



早报特约评论员 周俊生



电子卖场里的骗术攻防战 2013-11-04 02:30:29  新京报

10月23日，中关村e世界，一位男子在商场消费者投诉中心反映购物遇到了欺诈行为。

10月23日，中关村海龙大厦，多名导购站在门前揽客。中关村电子卖场虽经多番整治，但黑导购仍屡禁不绝。

10月23日，中关村海龙大厦，一名导购紧紧跟随进商场的女顾客，劝说其到自家店购物。

　　黑导购、转型销售，中关村电子卖场不良商户暗设骗局；相关部门屡禁难绝，顾客看“防骗指南”仍上当

　　中关村，中国的硅谷，高新产业的起源地，也凭借着海龙、鼎好、中关村e世界、太平洋等大型电子产品卖场，成就了中关村IT航母的盛名。

　　但近些年来，人们对中关村电子卖场的看法已从当年“买电脑当然去中关村”，变成“你还敢去中关村买电脑吗”。

　　2011年，海淀区工商分局公布海淀区“十大高投诉行业及地区”黑榜，中关村电子卖场因导购拉客、价格没谱名列榜首。同年，北京警方公布的十大居民认为最不安全的地点中，中关村地区也赫然上榜。

　　导购拉客、虚报价格、以次充好等消费陷阱，已让中关村电子卖场信誉尽失。虽然工商、质监、公安等对中关村电子卖场的检查处罚力度加大，但类似行为仍屡见不鲜。

　　康良，北京一家知名网站的编辑。

　　从家到公司，全程5.07公里，骑车20分钟。但每次骑行到第15分钟左右，他的心情都会很糟，总是飞快蹬车，想尽快逃离这段路。路两旁，依次分布着中关村电子卖场E世界、鼎好、海龙等多家电子卖场。

　　“我算跟IT沾点边吧，为了在这儿买东西不上当，还研究了很多攻略，可还是被骗了，维权时还挨了一顿揍。”说起中关村电子卖场，康良感慨这里的骗术防不胜防。

　　就在康良埋头飞快蹬车的时候，陈一白（化名）正跨上台阶往鼎好电子大厦里走。他是这里的一名“销售”，一边走，一边猜想着今天能忽悠到几个顾客。

　　穿“马甲”的导购

　　中关村电子卖场的黑导购，虽经多次整治，但风头一过，还是三五成群四处揽客。而今，很多商家为了避免整治，雇用的导购员也披上了“销售”的马甲。

　　陈一白是鼎好大厦一家商铺的销售员，但他干的活儿，却只是在卖场大门附近替商户揽客，“这几年查得严，都改名叫销售了，但其实我们还是导购。”

　　工作中，陈一白最喜欢“小白”。“小白”，是中关村电子卖场销售人员私下对一类客户的称呼，意指对电子产品价格、性能等完全不懂的顾客。

　　陈一白印象中，但凡见到“小白”，销售经理往往“使劲坑”，价位能多高是多高。有一次，一个不懂行的顾客花了一千块买了一个电脑贴膜，当时导购向其承诺买了这个膜就会享上门的售后服务，但这根本不存在。

　　不是小白，也照样坑。

　　陈一白说，一些懂技术的顾客，不见得懂行情，反之亦然，还有很多顾客在购买前做足了功课，去中关村电子卖场就奔着指定型号的产品，但即使如此，导购和销售也会有办法“转型”，让顾客上当。

　　10月6日，商先生专程来海龙大厦买笔记本电脑。为防被骗，他在家做足了功课，将一款4100余元笔记本电脑的型号、配置一一写入清单。

　　当导购带着他到门店时，销售称这款电脑待机时间短、发热，还不能用QQ和暴风影音。

　　于是商先生买了销售人员推荐的另一款电脑，花了4400元。

　　“好端端的笔记本怎么不能使用QQ呢？”回到家的商先生琢磨过味儿来，上网一查，买的这款电脑网上报价最多才3500元。

　　陈一白说，这是典型的导购模式——“转型销售”，因涉嫌欺诈，也是相关部门重点整治的违规行为。

　　据记者了解，仅2010年，中关村大街派出所就接到三大卖场（海龙、鼎好、e世界）纠纷类报警3527件、抓获黑导购扰序人员764人次。

　　除去警方的打击，中关村各市场的市场管理部也把黑导购列为着重打击对象，不过效果并不明显。

　　10月18日，海龙大厦市场管理方称，当下的导购钻了市场的空子。比如，店面销售人员有对电子产品的推荐权，且中关村电子卖场为自由议价市场，议价中多收一定数额的钱，市场不好查处。

　　陈一白知道导购的行为违反规定，但他对此毫不担心。“无非就是避风头，查得严时就歇歇，况且一些商家的手段要比我们厉害得多。”

　　先付款再拿货的流程

　　中关村电子卖场的一些商户，很多都推行“先付款再拿货”的流程。“付完钱就等着挨宰吧，配件软件什么的全要加钱。”陈一白说。

　　陈一白说的厉害，是指中关村电子卖场的一些不良商户除去导购、转型两大手段外，以“先付款再拿货”来坑人的方式。

　　近月来，新京报所接到反映受骗的热线电话中，多数消费者称在付完钱后遭遇欺诈。

　　10月16日，新京报记者以客户身份来到中关村E世界二楼2007号店面，很快就被女导购小崔拦下。她说记者要的手机有正品现货，交钱就能提货。

　　记者欲先看手机，但小崔称“机器没问题，交钱才能去仓库提货。这是公司流程，中关村都这样”。

　　交了700元，记者被小崔带到地下一层一家综合专卖店。这时，她说这款手机是“未破解版”，软件需要收费，比如QQ聊天工具等，每款软件需要200元-500元不等。否则“拆机之后，里面没短信，没有打电话软件，连按键都不能使用”。

　　“为什么事先不说？”

　　“哥，咱们俩处对象，你要知道我的缺点了，你还能娶我吗？”

　　“软件我不安装了，将手机给我就成。”

　　“不行。如果不破解，公司不出货，这是公司规定。”

　　记者坚持要退款，崔女士称，退钱可以，但要扣除40%损失费。“钱你都交了，要不然再换一台。”

　　“交完钱‘上帝’就变弱者了。”陈一白说，所谓破解版，实为店家的忽悠。“一旦消费者先付款再拿货，消费者就如砧板上的鱼肉，任商户宰割。”

　　中关村E世界市场管理方工作人员余女士称，正常的购买方式是一手交钱一手拿货，或者拿到货品后再付钱，先付款再拿货的方式，会使消费者处于被动。

　　电子卖场的防骗术

　　康良身高一米八，身体健硕，但当他被店里一干人围殴时，他才恨自己没从小就学功夫。

　　康良决定去中关村买手机前，足足在网上研究了一周。他不但下载网上一份《中关村防骗术》，还观看了一段点击率过万的导购骗人视频。“当时我认为不会被骗了，可没料到自己还是吃了亏。”

　　康良去中关村购物是10月7日下午，一路上他没跟黑导购搭话，也拒绝店员推荐的定制手机。

　　“谁能想到呢，交完钱后说只有定制机。”康良察觉被骗后，大喊退钱。

　　这时，几位店员围上来说，钱可以退，但要扣除200元服务费。

　　“我不同意，和他们理论。”康说，不想被前后夹击，遭对方围殴，有人用东西拍了他后脑勺，就倒地了。

　　康良的遭遇在中关村电子卖场并非偶然。据公开资料显示，有的客户在中关村电子卖场被黑导购打断了鼻梁。还有的客户维权时不仅遭销售员拒绝，还被对方在地面上划出一条界线，一越界就动手打人。如今海淀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对多起黑导购伤人事件进行了判决，但并没有在中关村电子卖场产生有效的震慑。

　　近年来，电子卖场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消费欺诈猖狂至极。2011年，海淀区一位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说，中关村地区共有11个电子卖场，商铺总数约为7500个，从业人员50000余人。因黑恶势力引发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成为北京接警数量最多的商业机构。

　　陷入怪圈的信誉

　　有人戏言，北京的电子商务网站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因为消费者宁可去碰1%的返修率，也不愿意去面对中关村电子卖场99%的骗子。

　　三天前，陈一白领到了上个月3000多元工资。

　　他说，其实在中关村电子卖场很多商家并不愿意雇用导购，因为会增加经营成本。商家每卖出一件商品，会被导购和销售经理等环节抽走利润的五成。

　　那为啥还聘导购？韩说“不用导购的商家在中关村电子卖场根本活不下去，大家都活在怪圈里”。

　　韩思文（化名）曾在中关村电子卖场经营店铺，是一名坚决反对雇用导购的商户。“导购产生的成本都会附加在客户身上”他说，那样做生意不厚道。

　　如今，信奉厚道的韩思文已撤出卖场。“我那套在这里根本活不下去。”

　　据韩的账本显示，他三年前入驻海龙大厦，店面一直都没请导购。第一年，他亏损近50万，第二年持平，但第三年又亏了近30万。“今年夏天店面租金提高约20%，我只好退了出来。”

　　韩思文称，他并不怕租金上涨，而是难以接受无良的导购破坏商场秩序。“我们不设导购，主要是通过宣传招徕客户，但很多客户进楼不到10米就被导购拉走了。”

　　此外，有商户认为中关村电子卖场多年来欺诈和制假贩假屡禁不绝，既有外因，也有经营模式落后、电子卖场总体布局不合理、商品同质化严重等内部因素。

　　“三大电子卖场竟有数百个摊位销售尼康相机”，一商户说，这样的状况直接导致经销商之间形成恶性竞争。

　　海淀工商的一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目前中关村电子卖场的经营模式“太落后”有关。他说，经营者虽销售高端电子产品，但沿袭的仍是传统小作坊式的销售理念，造成产业关联度低，影响创新要素的聚集与发展。

　　中关村电子商会秘书长齐波觉得，现在的中关村电子卖场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他说，目前，中关村电子卖场的市场管理方的工资来自商户租金，如果因为乱象罚款或严惩，一些商户或会撤离，去其他卖场做生意。这意味着市场管理方所在公司卖场空置率升高，所收租金下滑。齐波称，目前，中关村电子卖场空置率高企，已超过20%。

　　韩思文觉得，市场管理方看到的是眼前的租金，商户看到的是凭导购拉客赚的利润，并没有人在乎是否抹黑中关村电子卖场。

　　一条街与31个管理部门

　　同时，随着市场价格放开，执法部门无法可依，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欺诈经营，相关部门无法受理价格高的投诉。

　　10月16日，在海龙大厦一楼警务室，一警务人员对向前来投诉的消费者称，以后还是别来中关村电子卖场了，去正规商城更好。
　　据记者调查，中关村电子卖场乱象早在2009年就已经引起政府的有关部门重视，为此海淀区于2009年专门成立了由发改委、工商、税务、公安、文管等31个职能部门组成的中关村西区协调管理委员会，力求综合整治这一地区的电子卖场。

　　从2007年到2011年上半年，在全区消费者投诉量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唯独中关村电子卖场的欺诈投诉逐年攀升，2010年针对中关村电子市场及商户的投诉，占到海淀全区总投诉的31.7%。

　　为何加强了监管，但市场乱象却无大的改观？

　　海淀中关村管委会一名领导曾表示，涉及电子卖场的管理部门虽多，但协调起来也有难度，“未形成合力。”

　　《经济参考报》2011年曾报道，据海淀区电子商会统计，每年在中关村电子卖场违法拼装的计算机多达70万台，“AMD、INTEL两大电脑芯片制造商负责人反映这里销售的CPU大多是水货。”西区管委会负责人曾邀请海关缉私局来检查，但海关方面说海关法只赋予了走私稽查权，没赋予对贩私的监管处罚权。

　　针对“中关村电子卖场近年存在的售假等乱象，工商等执法部门是否当主动突击检查”，中关村西区工商所一名工作人员称“出了问题解决问题，没有发现问题，你让我们怎么解决。”

　　该工作人员坦言，中关村电子卖场商户云集，不乏一些“能黑一笔就黑一笔”的不法商户存在，但工商部门人力有限，目前所辖范围内执法力量只有两三个人，在不可能监管到每一个商户的前提下，只能呼吁商家诚信经营。

　　同时，随着市场价格放开，执法部门无法可依，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欺诈经营，相关部门无法受理价格高的投诉。
　　如何避免中关村电子卖场乱象，中关村电子商会秘书长齐波建议称，除了严惩严管外，政府等有关部门最好牵头设置黑名单制度，但凡有无良商户违法违规经营，直接计入黑名单，并清除出商场，进入黑名单的商户不被其他各大卖场接收；对卖场而言，加强对商户工作人员的管理及处罚力度，卖场有对违规销售人员的除名权，目前销售人员多是听店家的，卖场管理方对销售人员无能为力。这导致销售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而在其他商场，商场管理方则拥有对无良销售人员等的除名权。

　　针对“卖场对店家严管后可能导致的商户流失”问题，齐波建议称，政府有关部门应在政策上或资金上给予卖场相应倾斜，鼓励市场方严管，“严管的最终结果是使商户和卖场都受益，重拾信誉。”

　　采写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摄影　新京报记者 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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