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英语纠结 - 汪庆红

中国人的英语纠结 -  东方早报记者 汪庆红   发表于2013-11-15 07:48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3/11/15/1087319.shtml

邱东林教授将英语热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的视角，其实一直贯穿在英语成为中国规范课程后的150多年里。
　　

　　1862年，中国第一个外语学习机构同文馆成立，图为同文馆的学生跟洋教头学习外语。

　　北京2016年高考方案中，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减为100分，中考英语科目分值由120分减少为100分；山东从明年起取消高考英语听力测试，英语试卷满分从现在的150分降到120分；此前，江苏还传出英语将“退出”高考，以等级形式计入高考成绩…… 有关高考调整热度还没有结束，教育部又出面澄清：从未将英语四级与大学学位挂钩。这些是否传导出一个信号：英语真的要降温吗？它要为母语让步？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等在内的媒体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持续的英语热降降温，表现了崛起中国的自信。从1862年英语正式成为规范课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人对英语的态度始终在变，争论也一直存在，纠结心态充斥在课堂里，当然更纠结的还是在课堂之外。

　　10月30日下午，邯郸路220号的复旦大学文科楼，从事英语教学40年的邱东林一脸严肃，他手里拿着准备好的两页材料，“英语热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批评？不可理解。美国人也在积极地学习外语，这是趋势，全球化下的趋势！”

　　在这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导眼中，目前所谈论的英语热实质上是考试热，而考试热确实存在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外语热本身不是坏事，或者说没有什么不好，它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是交流的需要，尤其对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不易。

　　邱东林教授将英语热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的视角，其实一直贯穿在英语成为中国规范课程后的150多年里。

　　

战败“自强”

被迫工具性地学习

　　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的清政府，从向来自诩“天朝文明”、非“夷狄之邦”所能比拟的状态中，开始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士。他们认为，唯有了解和学习“西洋”文明，谋求振兴，巩固统治。

　　因英语人才缺乏，语言文字不通，中英之间还产生过龌龊，甚至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诱因之一。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开放广州等通商口岸，身处广州的地方官员咬定条约中开放的“港口”，并不包括城墙之内的广州城，因此英方人员只能在港口做生意，不准进城。而英方认为，“口岸”（port）不只局限于港口，开放包括广州城在内。双方争执不下。香港总督兼远东特使包令爵士（John Bowring）到任后，身为自由派政客的他，虽然主张宪政、民权，但在远东他发现，一切理论都无计可施，依然无法让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最终，借助“亚罗号”事件，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结束后，英国特意在《天津条约》中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并敦促中国加强英语教育。中国自身也终于在惨败中吸取教训，开始洋务运动，大规模培养外语人才。

　　咸丰十年(1860年)，恭亲王奏请设立总理衙门。次年，总理衙门设立，但官员们大多不懂外语，于是恭亲王等人又奏请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于是，京师同文馆就于1862年应运而生，隶属于总理衙门。

　　1862年同文馆开办时仅设英文馆，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C.Burdon)任第一任英文教习。随后，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馆（日文）等相继成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被任命为总教习，他也是该馆第一任校长。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直到1900年该馆停办时，每年学生总额维持在120名左右。

　　同文馆第一次总考试于1865年10月11日至19日举行，历时9天。初试是把外国照会译成汉文。复试是将某条约中的一个片段译成外文。最后口试，密出汉语条子，令考生口译成外语。

　　除同文馆外，各地也举办了外国语文学校，诸如1863年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开办的广州广方言馆等等。纵观这些学校，功能有两个: 一是培养翻译人才，另一类意在培养专门军事科技类人才。

　　当时正在维新中的日本，也正在狂热学习西方，文部卿森有礼甚至主张把英语当做国语。后因日本民族主义者忌恨，森有礼被刺杀，但日本更彻底地了学习西方，最终击败了清政府。

　　自此，清政府的自强运动以失败告终。光绪皇帝、翁同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决心走维新道路。张之洞于1898年3月在《劝学篇》中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成为当时的教育宗旨。根据这个宗旨，他们于1902年拟订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加以修订而成《奏定学堂章程》，奏准颁布后，成为“癸卯学制”。

　　按“壬寅”、“癸卯”学制，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均开设外语课，这也是我国大中学校普遍开设外语课的起点。“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而对初等小学的外语教育，是“断不宜兼习洋文”；而设在通商口岸附近之处的高等小学堂，可在学堂课程之外兼教洋文。

　　此后的研究者认为，语言学习中，始终存在着中学和西学的地位问题，而解决之道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认为，外语学习的首要条件就是精通中国古典作品，因为只知外国，不知中国，无异于丢弃良心。

　　

教会学校

也有拒绝全英语教学者

　　诸如同文馆等在内的学校，选拔的生源有限，而真正让英语教育扩大影响的，是随后的教会学校。

　　最早一批教会学校在中国南方的澳门和香港建立。比较知名的是马礼逊教育学会学校和英华书院。容闳便是马礼逊教育学校学生的《英语集全》作者之一。容闳是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名中国人，后来在建立大清幼童出洋肄业局方面颇有影响，被清政府邀请出席会议，与高官共商采取何种对策使中国现代化。马礼逊教育学会学校的毕业生也在“自强”运动中发挥了直接作用。

　　在整个19世纪一系列有影响的教会学校中，1862年建于香港的中央书院（后改为皇仁书院）最为出名，因为它出了一个著名的毕业生——孙中山。1884年到1886年在该校就读的孙中山，1923年返港演说时说：“我们必须以英国人为榜样。我们必须把英国好政府的榜样传遍中国各地。”这远远超出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

　　起初，教会教育进展缓慢，到1870年代仅有20家教会学校，学生约230人。义和团运动之后，在华传教士人数飙升。1925年，基督教会小学7000多所，学生人数超过了25万，其中中学生人数约为26000人。

　　另一个以外语教育出名的是教会大学。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外国传教士共在华建立了13所新教会大学，著名的有上海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汇文书院等。1949年后，这些大学不是改名，就是被其他机构合并。这些大学一般人数很少，影响力达到高潮时，总入学人数也不过12000名学生。这些学校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很多中产家长都把子女送去接受教育。

　　上述大学，大多都选择了使用英语教学，虽然对语言的管理不尽相同。有些大学毕业生的英语质量全国闻名，如上海的圣约翰。英语在这里成为主要的教学手段，该校也被称为“中国英语培训中心”。

　　汇文大学（燕京大学前身），已经超越工具化论调，它的英语教学计划的目标是：“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获得关于英语语言的批评知识和实际知识，从而在他（学生）面前打开神学、科学和哲学的宝库。”

　　燕京大学十分强调中文学习，特别是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后更为如此，其宗旨就是要成为一座中国文学的编目和研究中心。现在该学社仍活跃于哈佛大学中。

　　对全英语教学，也有教会大学反对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齐鲁大学。

　　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主张用中文教学。他认为，如果使用英语，学生会被诱惑到外面经商赚钱。后来齐鲁大学学生罢课请愿，要求引入英语课程，仍遭到狄考文的强烈反对。

　　“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一般的年轻人所难以抗拒的。”狄考文说，“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发狂地要学英语，因为他们认为学了就会有钱。”当然，他主张中文教学的另一个目的是，便于在中国传教。

　　这种教会学校带来的影响，并非让所有人开心。比如，1920年访华的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对他所见的诸多方面感到沮丧，他甚至怀疑美国传教士的教化热情背后隐藏的目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也批评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传教士教育受到中国学生和教师的炮轰，“五卅事件”发生后，更出现大学学生退出教会大学的浪潮。另外，当局要求教会中学登记，校长必须是中国公民，宗教课程变成选修，教学方式按政府大纲执行。因此，约3000名传教士离开中国，教会学校式微。

　　

民国时期

生源好的精英式教育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学制系统，1913年1月又作了补充修改。因为1912年是壬子年，1913年是癸丑年，于是民国初年的学制又名“壬子、癸丑学制”。

　　这一实行到1922年的学制，对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外语都做了规定，如高小视地方情况可于第二或第三年加设外语，中学四年外国语为必修课，大学预科必修外语，文、商本科英语和第二外语必修。

　　“1913年，七月下旬我到上海，报考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只考国文与英文。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改错、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他被录取后到北京大学预科上学，当时预科还要求选择一门第二外语。

　　国民党执政开始后，政府控制的学校很快超过了教会学校。到1920年代，教育的各方面都受到国民党政府控制。国民党中学中，对外语学习规定相当宽泛：通常的方法是语法翻译，典型的意义就是精读、背诵并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

　　当时，这类辩论有很多，核心是如何最有效地防止中国人的价值观受到西方侵袭。到1927年，中国舆论已转而反对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越来越被视为“文化和心理分裂的来源”，而且是帝国主义的一个例证。

　　以至于1920年代后期，上海文人按照教育背景分为三派：英语派、法德派和日语派。其中英语派的代表有温源宁、吴经熊、孙科和林语堂，他们主张中西融合。

　　争论之中，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并不显著。从1923年到1941年，国民政府陆续出台了中学外国语课程大纲，但并未达到影响全国的力度，这种精英式教学模式虽然未掀起英语热，但是当时的开放口岸的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仍旧很高。

　　这种热情让在华的外国人也感到不解。香港大学首任英语教授、从192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早期一直在华担任英语教授的罗伯特·K.M.辛普森，在反思当时华人学生学习英语的问题时指出：“对英国来说，英语是人们渴望继承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对其他民族来说则是一种艰难的习得。我有时诧异他们（华人）为何急于要学会这种语言。我曾把这个问题作为文章考题提出来，并从不止一个考生中得到了同样的回答，‘因为美国人使用这种语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教授虞建华归纳，民国的英语教育是小众的、少数人的教育，生源非常有限且质量很高。当时的情况是，外国人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因是强势文化，因此实行全部西化教育。这些都使得后来的毕业生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能力很强。

　　另外，他认为，当时的高校拥有真正自主考试的权利，这可能在指向性方面引导学生加强的是英语能力培养，而非现在以多项选择为代表的客观题型考察。这都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1949年后

英语教育在遇冷中变形

　　1949年10月后，首先热起来的外语是俄语。

　　1949年后，中国政府宣布“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美外交关系中断，英语被俄语替代，成为第一大外语。随着朝鲜战争爆发，英语更成为冷门。而外语教育的目的是：“外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国家建设和人民事业服务”。

　　从1953年开始，从中学到大学，俄语成为最受欢迎的外语。1954 年，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设英语课，已开设的一律停止，初中英语教师转入其他学科，或改教俄语。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9年。最能证明当时英语遇冷的是，1957年全国只有850名中学英语教师。

　　中苏关系热度，并非一直高温。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指出，必须扩大外语教学。1956年年底， 英语专业开设高校回升到23所，学生2500余人。

　　上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英语开始逐步回归人们的视野。1961年，教育部颁发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要求重编英语课本。1962年，英语被列为高考科目。两年后，教育部提出，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并要求增加学英语人数。

　　“文革”时期的英语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66年6、7月，中小学学期考试一律停止。北京市更是要求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当年年底，中央发文要求，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队、社一起搞”。

　　停课闹革命，英语教育无从谈起。1966年6月，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请示报告，指出目前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能再用，必须重编。而当时负责编写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专业人员，被一律下放到安徽凤阳劳动。

　　1967年2月，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不过英语课迟迟未能复课。直到1969年，英语才重新出现在课程表上。

　　“文革”期间，英语教育的停滞和混乱，从教材上就可以体现。1969年7月出版的山东省中学试用课本英语第二册书本上，标明“专供复课闹革命使用”。

　　1971年“9·13”事件，林彪身亡。随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强调重视英语教育和英语教材改革。但是，这种纠偏迅速被压制，“极左”思想再次占了上风。

　　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青、生产队长张铁生在参加高考时，在白卷后写了一封不赞成文化考核的信。这封信被全国报纸转载，文化考察成了旧高考制度的复辟。1973年夏，河南唐河县马振扶中学一名女中学生的考卷上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

　　“白卷事件”和“顺口溜”很快闻名全国，英语学习受到排斥。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的英语教材充斥着政治词汇。比如：ever-red sun（不落的红太阳）、running dog （走狗）、the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fall in （集合）、line up（战队）、front pass （向前三步走）、halt（立定）、sling arms（背枪）、fix bayonet（上刺刀）、air-raid alarm（紧急警报）、black-out（灯火管制）、antiaircraft machine-gun （高射机关枪）。而类似的句子也很常见：We treat prisoners of war well！（我们宽待俘虏！）Stop！or we'll fire！（站住，要不我们就开枪了。）Don't try any tricks！（别耍花招！）Tell us all about your secret code！（把你们的密码说出来！）What is your password！（你们的口令是什么？）1

1978年后

开放的需求中走上神坛

　　到了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重视英语，特别是主要大城市的学校，因为它被认为对大学学习和就业越来越有帮助，而且被广泛认为是“国际交流和贸易的语言”。

　　与此同时，对于外国文化和语言相关的“精神污染”，担忧依然存在。1978年的教学大纲以下列语言在政治上赋予合理化：在某些方面，英语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国际阶级斗争、经贸斗争、文化和科技交流、国际友谊发展等……

　　这部教学大纲1982年修改时，重点发生了转移，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其中的观点在1993年的英语教学大纲中又针对初中加以重申，规定如下：外语是与其他国家交流的一项重要工具并能在促进国家和世界经济、科学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93年教学大纲的目标还包括促进交流，学习外国文化。这些目标后来又在2000年英语教学大纲修改稿中针对初中做了修改。

　　此后的英语，被一个人推上了“如日中天”的地步。

　　“I enjoy losing face. I welcome setbacks. Relish suffering. Seek success.”1990年代后期，中国英语教学法是一场由一位名叫李阳英语教师推动的。据称，他给1300万中国人上过英语课，他的教学法是疯狂英语，他不停地让他的听众：“尽量大声讲！尽快地讲！尽可能清楚地讲！”

　　他不停地说着他的自卑情结，13次大学考试不中，连续3个学期英语没过关。他说，中国人学习英语关键是缺乏信心。“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英雄。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英语。”李阳大声地告诉他的助手。

　　他还告诉学生，在海外教英语可以赚钱，“在日本教英语，最高工资每小时3万美金……去周游世界吧！”

　　当然，李阳口中还不断重复“Never let your country down！”和“Make the voice of China be widely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他还雇佣一个胖乎乎、开始秃顶的美国人在台上当丑角。他自己被前呼后拥，是个明星，他也赚了很多钱，他从书和磁带销售中获利。

　　发明了这种被国外英语语言学专家称为“莽汉”式英语的李阳，近日加盟了一家直销店，“他终于找到了归属”，一名网友如此评价。

　　不管英语多么热，对它的态度因人而异。1995年的一份报告说，很多学生都不愿学习这种语言，之所以学习是英语很重要，而学生们则是“纯粹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据他们称，大多数中国人学英语不是为了国际交流，而是为了获得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

　　尽管如此，英语教学继续扩展，后来出现了英语热。许多城市出现了英语角，各种涉及英语的证书越发受到欢迎。英语成为中国第二种强大语言。英文报纸、英文广播、英文电视等都在增加。

　　还有，到英语国家求学受到追捧。1997年的一份报道称，1978年至1997年间，共有27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其中40%去了美国。据人民日报报道，1978年到2000年，共有40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

　　中国的英语热却是主要体现在考试热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消费研究院报告显示，在考试的带动下，国内英语消费群体有3亿人，有5万所英语培训机构，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并以年增长率30%的高速增长。

　　“英语热不是问题，而考试热确实问题大。各种级别考试充斥在这个国家，考试种类过多，其实这里面有精简的空间。”邱东林担心，英语考试社会化会带来的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是否会冲击正常的教学？”

　　当北京市高考英语权重降低后，有人把这种调整归因于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对此，担任教育部英语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长达10余年之久的虞建华教授认为，增加母语权重减少英语权重，这只是个微调，与民族自信无关，更不是所谓的民粹化。

　　而对于此举能否带动母语热，受访者多认为不能直接画等号。

　　“这种调整，不能因为考试分值的调整，就想带动母语热，这还是分值决定论。”邱东林指出，英语热的降温，是否直接导致母语热，还需要更强的逻辑证明。

　　当早报记者告知有人提出取消中学阶段英语教学时，邱东林回应说，30多年来，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教育对中国人认识了解外面的世界，可以说功不可没，“不能因个别人的想法，想废除就废除。”

　　对于学习英语的困难问题，虞建华教授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学习英语不快乐，是教育问题，不是语言问题，“数学也一样（难）。”他指出，英语需要不断地练习才能掌握，这就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加上目前有些教学方法不科学，加重了学习者的负担。

　　每当议论纷纷之际，中国的不少英语教学名家都会强调，掌握一门外语过程中，学习文化非常重要。毕业于清华外语系，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王佐良教授，曾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在上世纪80年代，但凡学英语的，都会识得他的大名。他曾给外语学习者一条建议：

　　“语言之有魅力，风格之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大的精神世界。”

　　（本文参考了《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跨文化视域下的外语教学》等书籍。）


录入编辑：崔彩云




湖南在整体的改革时间上不会太早，“至少还要4年” 2013-11-17 10:55:32  来源：潇湘晨报

　　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

　　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决定对考试招生形式提出明确的改革方向，如，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目前的考试方法已经走到头”

　　“中央终于做决定了，是个好事情，早就应该改了。”虽然还有很多顾虑，湖南广益实验中学校长刘邵来还是认同这样的改变，“现在的考试体系，很难出人才，没有哪个中学不是奔着高考去的。大家都看到问题在哪，都不知道怎么动。”

　　“中学教育已经脱离真正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都奔着考试去了，对中国整个教育发展不利。”刘邵来认为，目前的方式不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如果能够让高校自主招生，通过多种方式考察学生，现状可能会有所改变。

　　刘邵来认为目前的高考对中学的教育起不到促进作用，老师拼命抓分，工作加班加点，还会增加课外培训，这容易让老师的心态变乱。而政府对学校的考评方式单一，只看高考成果，“我认为现在的方式已经走到头。”

　　要细化相关配套措施

　　湖南师大附中招生办公室老师焦畅认为，目前的高考相对公平，自主性加强也就增加了可操作的空间。

　　他认为应该在这个正确的方向下，细化相关的配套措施，使得多元化考试与多元化录取机制，达到制度设计的预先目的。

　　“通过增加考试次数来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给考生增加了机会。”焦畅认为，增加考试次数后，每次考试的难易程度、组考、阅卷、评分标准，都应该有相关的统一标准，同时还要给学生时间去适应。

　　刘邵来认为，自主招生范围扩大，可能会增加学生时间和经济的负担。如果要改革，老师也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学生担心会疲于应付考试

　　“不分文理科，我赞成，但是分开考，考试的科目会更多。”刘邵来认为，这个方案需要优化，否则只会加重学生的负担。“现在中学有9个文化科目，怎么减少这9个科目？如果数学是必考，其他科目是综合还是其他方式？只要考，就必须学。”

　　焦畅有同样的担心，“不分文理科，对各科均衡的孩子好，也会使学生对所有科目都一样重视，但是如果每科都要学好，还是会增加学生的学习任务。”焦畅说，减少全国统考科目就可能会牵涉到教材版本、各省命题难度等问题。

　　“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我认为这个挺人性的。”广益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伍俊宇说，目前的高考评价方式只看分数，方法过于单一，如果让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会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不过我对不分文理科比较担心，现在就有6科要学，如果不分科，只怕连课外时间都没了。”伍俊宇说，他也担心多次考试会让自己疲于应付各类考试，甚至让仅剩的一点课余时间都被占去。

　　可能以外语作为突破

　　“改比不改好，但是改革有难度。”刘邵来说，虽然有的省在试点外语考试，但是高考的整体改革方案是个纲领性的东西，对中学的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个方案还没有确定。

　　“目前来讲，最先可能从外语开始作为突破口。”刘邵来认为，湖南在整体的改革时间上不会太早，“全省范围内推行《决定》里提到的改革，至少还要4年时间。”

　　“这样的改革是很有可能的，以前的评价机制太单一，优秀的人才出不来。”广益实验中学办公室副主任梁平说，湖南做出《决定》里提到的改革至少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实施。

　　“与考试相配套的政策至少要提前3年出台，相应的教材要改革、评价机制也要改革。”已经有20多年教学经验的梁平说，制定政策要考虑学校的承受能力，也要有延续性，“以前的政策都是提前3年公布，这样的改革，至少也要3年以后才能实施。”

　　专家观点

　　改革必须以考试招生分离为核心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国教育改革领域最为敏感的地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决定的相关表述准确切合了现在考试当中存在的问题，招生和考试分离后职责更明确了，招生由学校自己决定，考试由专业机构来实施，政府从这两方面退出后，现行招生制度将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招生转变为以专业为基础的自主招生，通过多方面了解考生情况实施自主招生。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打破一考定终身，既是扩大考生选择权的需要，也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潇湘晨报采访时说。

　　“通过深化改革，要把考试从‘指挥棒’变为‘服务器’，让考试成为了解学生情况的一种途径，同时鼓励学生更好地发展，不要因为一次考试丢失信心。”储朝晖说。

　　在储朝晖看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要让高校和学生之间“谈恋爱”，高校参考考试成绩，再通过综合评价对学生进行充分的了解，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双向选择，学生的选择权有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也会提高。

　　熊丙奇强调，一年多考、综合评价要发挥作用，必须建立相应的自主招生和多次录取机制，要让综合评价成为大学录取的参考因素。同时，为避免出现公正性问题，必须强化信息公开，并加大自主招生的透明度。

　　在熊丙奇看来，高考改革必须以考试招生分离为核心，如果不推进考试招生分离，而只是在考试科目、考试形式上做改革调整，将很难打破当前的应试教育体系、缓解社会的考试焦虑。

　　熊丙奇认为，让大学独立进行录取，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用这样的考试、招生方式，就可以做到考试招生相对分离、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同时扩大学生的选择权。

　　综合记者范典新华社报道

　　他山之石

　　国外文理分科概况

　　美国：没明确的文理分科

　　美国高中没有明确的文理分科。学生要进入大学，基本要求是在9－12年级内至少修4年的英语课程、3年的数学课程、1年的社会学课程、1年的科学课程、2年的外语课程、1年的艺术课程，此外，还要考量学生3年内的选修课课程。所有学生要选的课基本上一样，优秀学生和普通学生的差异在于选课的难度，在学业平均成绩（GPA）上，学生仅通过选修课程难度的不同就拉开了距离。

　　德国：学科不分轻重主次

　　德国高中教育管理体系的整个设计是以Abi考试为核心的（这不是指一次考试的成绩，而是对于整个高中学习成果的综合评定），体现为学科不分轻重主次，同等对待。

　　现在德国中学的高中阶段包括11－13年级，课程分属不同的任务领域，包括文科类、社科类以及数学和自然科学类等方面。除这3个领域外，必修课还包括宗教课和体育。　

　　　　　　　据《中国教育报》
　　大事记

　　1977年 恢复高考。

　　1983年 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1989年 高考标准化考试在全国推行。

　　1999年 教育部考试推行“3+X”科目改革，广东省率先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英语考试加试听力。

　　2002年 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实现全面网上录取；同年，北京市在高考语文、数学、英语三科进行自主命题尝试。

　　2004年 推广分省命题。

　　2006年 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同年，自主招生高校扩大到53所。




深化改革决定 20次提公平现7亮点 2013-11-18 02:30:15  新京报 

　　包括国企民企、城乡建设用地、公共服务、司法公正等多个方面

　　在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文中，“公平”一词共出现了20次，引人瞩目。“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频繁出现的“公平”，清晰勾勒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走向，让人们期待。据新华社

　　关键词

　　国企与民企

　　平等使用要素参与竞争

　　【百姓期待】浙江迷西仕服饰公司董事长余强春说：“遇到贷款、拿地、缴税，民企总觉得矮人一等，期待全会后这种不公加速打破。”

　　【决定亮点】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专家解读】“全会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一大突破，就是更公平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这次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定位十分鲜明，二者没有老大、老二之分。”

　　关键词

　　城乡建设用地

　　同等入市 同权同价

　　【百姓期待】“土地同权同价令人期待，希望尽快让农民更多享受到土地红利。”陕西省商南县任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汪裕礼说。

　　【决定亮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

　　【专家解读】“同地同权同价解决了‘要不要’的问题。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赋权于民，以平等的产权、同等的收益为基础，向城乡一体化总目标迈进。”国土资源部土地争议调处事务中心主任孙英辉说。

　　关键词

　　公共服务

　　要素平等交换资源均衡配置

　　【百姓期待】装修工冯松明在京打工，他希望女儿能有与城里孩子同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决定亮点】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专家解读】“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全覆盖、均等化的重要前提，是要积极推行城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建设，让城乡居民公平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

　　关键词

　　司法公正

　　将奠定社会公平正义基础

　　【百姓期待】重庆市民营企业协会会长王金山说，遏制政府权力寻租、保证市场公平竞争，都需要公正司法来做保障。

　　【决定亮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一切违法行为都必须追究。

　　【专家解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础和底线。要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制度，让人民在司法实践中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

　　机会平等

　　招工用人一视同仁

　　【百姓期待】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小朱说：“听师兄师姐说，招工单位不爱招女生，有时连面试机会都不给。这种情况会改变吗？”

　　【决定亮点】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专家解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莫荣说，加强就业公平契合了我国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战略，让人才流动起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消除就业歧视，将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关键词

　　收入分配

　　缩小差距构建“橄榄型”格局

　　【百姓期待】西安市民张玉霞说，收入分配的城乡差距、行业差距、职位差距三把“剪刀”减掉的是一些居民的幸福感。希望加速改善。

　　【决定亮点】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专家解读】四川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说，收入差距过大成为降低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原因。很多时候收入高还是低靠的不是才智和勤奋，而是看你的屁股坐在哪儿。只有把社会财富分好，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

　　社会保障

　　减少特权增加平等

　　【百姓期待】辽宁沈阳退休工人叶成柏说：“工人退休每月只有1000多元，同等条件退在机关事业单位的至少有4000多元。”

　　【决定亮点】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专家解读】王小广认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涉及面广、利益调整较大的艰巨任务，与行政体制、金融税制等一系列改革紧密关联，只有充分考虑当前利益和长远持续，才可能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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