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閉，賢人隱 - 易經.坤卦

開卷看天下﹕天地閉，賢人隱——《從帝國廢墟中崛起》 - 明報 2013nov23

今年6月底，我從伊朗入境亞美尼亞，同行者中包括一位伊朗老政治學教授。

韓國二手車在蜿蜒顛簸山路上千迴百轉，高原上的冷風打得人臉上發疼。七小時車程後，大小兩座亞拉臘山終於在眼前出現，山頂上白皚皚的積雪讓聖山平添幾分無以攀及的神聖。年近七旬的老教授掩不住激動，向亞拉臘山念了一首詩致敬。他年輕時在印度求學、教書，1979年，正值壯年的他在孟買大學，聞及祖國變天，人民即將起義推翻美國扶立的國王，立刻回國參與革命。革命後伊朗依然專制，教授前半生滿腔熱血，注定付諸東流水。他驚訝來自香港的年輕女孩竟如此熟悉中東歷史，一直殷切的稱呼我為「親愛的小姐」。我們在漫長車程裏，斷續談起伊斯蘭革命﹑拜火教與伊斯蘭教﹑摩薩台與伊朗悲慘的殖民史。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說：

「伊斯蘭革命是幌子，它最後完全背叛了伊朗人。然而伊斯蘭革命前的西化也不過空殼，沒有讓伊朗成為西方一分子。從來沒有什麼所謂中東，我們跟香港人、中國人一樣，是亞洲人。」

不同國度 帝國主義下同憤慨

老教授略顯佝僂的身影，就在我心中如此輕易的，被嵌入了印度作家米什拉（Pankaj Mishra）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亞洲知識分子所繪的群象之中。在《從帝國廢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裏，他藉刻劃3名來自東方文明古國的知識分子的一生，側寫在毫無準備下被推上世界舞台的亞洲，如何在西方列強的帝國擴張下，回應現代思潮對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中國的梁啟超，波斯的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與印度的泰戈爾，當世處境與觀點皆各有不同，卻又在帝國主義的陰影下，有如出一轍的憤慨、懷疑和掙扎。選擇書寫阿富汗尼與梁啟超，而非更普世、更著名的革命家如孫中山或甘地，也許是米什拉嘗試說明，亞洲的故事並非單一的「崛起」語言所能覆蓋，在動蕩之間有更多的脈絡，在大歷史中有的是看不見的枝椏，被當下所遺忘或忽視，卻又影響深遠。

梁啟超與阿富汗尼的其中一個共通點，在於不為大部分歐美人所認識，跟泰戈爾不同；又在於在現實政治中，皆不算有太多寫得進史冊的建樹——梁啟超與帝制改良派的恩師康有為，在滿清於甲午戰爭敗予日本後，初思改革的1898年，協助光緒帝進行戊戌變法，結果變法力度過於激烈，招致慈禧與保守派不滿，維新不過百日而草草告終；阿富汗尼在波斯期間，波斯國王將煙草銷售特許權授予一名英商，對於全民皆抽煙的波斯事關重大，阿富汗尼四出奔走，遊說什葉派教士反對異教徒染指煙草，當時連波斯國王的後宮嬪妃都響應群眾運動，結果成功迫使國王收回銷售權。然而那不過是當時波斯轉讓給英國人的一系列特權中的一項而已，早於1872年，波斯國王就把鐵路、公路、工廠、水壩等公共設施的經營權，拱手讓予英國路透男爵（路透社創辦人）。煙草銷售權的勝利，不過是波斯完全陷落前的一個小陽春而已。

梁啟超學說論一黨專政

然而這些知識分子的命運，隱喻了亞洲在殖民主義中，在國族主義﹑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潮中的掙扎。梁啟超跟他的後來者不同，他本人一生的信仰，如鐘擺般擺蕩於儒家思想與社會達爾文主義之間。早期師從康有為，思想不免受他影響，認為改良的帝制足以救中國，脫不了一身傳統士大夫的味道。在帝國殖民者的侵略當中，他選擇了更大力地擁抱儒家傳統文化，只是以一種修正的觀點重新闡釋儒家思想，使得本來注重一己修養的儒學，能夠包容「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理想。後來又跟隨他的另一恩師嚴復，相信現代國際政治情勢不過是弱肉強食，中國不自強則無以敵天下。到了晚年，得見中國在革命後的分裂亂局，又復歸相信儒學令天下歸一的作用。

阿富汗尼的信仰更為游離，他是什葉派伊斯蘭教徒，為了在「全民皆兵」的阿富汗得到更多支持，一度喬裝為遜尼派教徒；他一度嘗試利用伊斯蘭教，打破許多阿拉伯殖民世界的人，對於「奴隸」宿命之想像，於是鼓吹泛伊斯蘭主義，鼓勵團結對抗外侮。跟梁啟超一樣，他嘗試重新包裝伊斯蘭教，把它解釋成為一個更有行動性的宗教。穆斯林兄弟會正是受他啟發而創立。如今看來，更見歷史如此迂迴，一切的重重疊疊，彷彿只為了模塑今日的世界。

米什拉大膽地將梁啟超、阿富汗尼和泰戈爾的學說，與當世社會連結，嘗試解釋中國發展為上的一黨專政（源自梁啟超訪美後對於西方民主理想的幻滅，以及毛澤東對他的一度推崇）、共產主義席捲亞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革命等。然而他並沒有盲從亞洲「崛起」的修辭，也沒有嘗試為亞洲創造一套可以擊倒舊帝國的語言。「亞洲時代」也許已到來，然而米什拉不得不承認，亞洲如剎不住的火車一般追求經濟發展，或會如西方帝國經濟發展一樣，為世界帶來更多悲劇：「使人追求無休無止經濟成長的那個希望——希望中、印數十億消費者總有一天會過和歐美人一樣舒適的物質生活——乃是和蓋達組織的夢想一樣荒謬且危險的幻想。」危險在對於全球環境的傷害，還有為追求發展而犧牲窮人的利益，如同今日之印度和中國。

知識分子今處不理智時代

美國如今已取代歐洲成為了單一超級霸權，然而石油繼續成為擴張型經濟的推動力，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手在中東翻起的浪從未止息，這片土地仍是烽火漫天。中國終於實現了一百年前船堅炮利的夢想，然而富起來的代價是禮崩樂壞。大陸作家王小波寫道：「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自文化大革命至今，近代中國，正正是知識分子的煉獄。

《易經》坤卦，曰天地閉，賢人隱。然而上世紀初浮雲蔽日，時局紛亂，尚有知識分子著書立說，有革命家各就所能，無不讓我想起余英時教授十年前刊於中大《二十一世紀》的文章：「中國史上已經歷過多次『天地閉，賢人隱』的遭遇，但都阻止不住下一個『天地變化，草木蕃』時期的降臨。今次也不可能是例外。」理性的樂觀，大抵是知識分子得以在那寂天寞地中逆流而上的憑藉吧。

文 × 陳婉容





周日話題﹕香港傳媒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 明報 2013nov23

是的，因為李慧玲，想起以前龍應台的一篇文。

一九八○年代，龍應台在《野火集》裏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怒斥台灣懦弱自私的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身上，寧可閉眼裝睡，不爭取公民權益，不講法治，不講權利。龍應台怒吼，「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

我也在問，李慧玲事件，香港的傳媒人，香港人，你們為什麼不生氣？

李慧玲被調走，不叫人心寒，經過吳志森事件後，這是遲早要來的事。叫人心寒的，是大眾的沉默，事不關己，漠不關心。

吳志森早年跟周融一齊「被封咪」之時，我在港台友人中聽到的說法是：「吳志森根本就做得唔好。」不錯，當時也有不少人質疑，調走一個人，香港的言論自由就會死嗎？誰說調走就一定跟政治有關？結果，事件被消費三數天，就回歸平靜，不見得傳媒人能為此做些什麼。

也對，個別人的離開，的確不代表什麼。可能這人，意見偏頗，根本是三流貨色，聽眾流失，怎能事事算到政治、言論自由頭上來。只是，若然真的只有一個人被如此對待，當然可以這樣說，但當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發生時，為什麼，大家，還是不生氣？

傳媒英雄亞視六君子

回歸前，傳媒都同仇敵愾，很難想像傳媒會被逐個擊破。結果，近年報紙一份一份的被紅色商人收購，電視台變得是是旦旦陰陽怪氣，電台名嘴也一個一個的殞落。鄭經翰、黃毓民，到吳志森，再來李慧玲，都在走類同的軌，難道這樣還不夠清楚？傳媒人，你們為什麼不生氣？又還是，你們都在裝睡？

傳媒人整天都在為別人爭取公義爭取權益，但為何在爭取自身權益時，卻突然在裝睡？

老了，頭上白髮愈來愈多。我們這一代，立志要做傳媒的，十居其九是因為六四。那個年代，記者是最神聖的，發掘真相，挑戰權貴，爭取民主公義。同樣，那個年代，記者的典範，叫亞視六君子。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日，六四事件五周年前夕，六名亞視新聞部高層召開記者會，宣布因不滿管理層抽起一套六四紀錄片而辭職，被稱為「亞視六君子」。像我這種老人家，凡遇上傳媒的傷風敗德，總愛引述「六君子時代」來緬懷一番。二○○五年，六君子之首潘福炎退休，跨越時空，當年的「傳媒英雄」，會如何看待今天在裝睡的傳媒人？

二○○五年退休時，潘福炎在《明報》的一篇訪問（二月二十四日），是如此說的：

「那時社會氣氛、經濟情不同，我肯定會找到工作。如果換了今日，辭職三年也找不到工作，我或者會後悔﹗」二○○五年，是香港走出SARS陰影後不久，他說得很坦白。

「當年社會對六四很一致地反對，但現在有人對事件有不同看法，你今日因為堅持六四而辭職，恐怕沒有老闆敢聘用你。」也對，今天你說因新聞自由而辭職，會否變成怪人一個？

還有，更重要的，潘福炎承認，那時市場好，月薪五萬元，育有一對幼子的他，劈炮不幹亦不愁捱餓。一九九四年他辭去亞視的工作時，有六份工追他，部分老闆還欣賞他有guts（勇氣）。

近年傳媒人圍在一起消夜時，除了講老細的壞話、公司來了哪個漂亮女記者或編輯，就是傳媒近年的艱苦經營。我曾在親友聚會中被問起現時工資多少，說出來即遭到白眼，也有大學友好投以同情目光，再開雙門寶馬載我到北角半山豪宅，介紹我最新購入的紅酒。電台電視沒落，報紙被免費報打得落花流水，轉到網站？但網上如何收費？連肥佬黎與梅鐸也未想得通。辭工會有六份工追而來兼有老闆讚許自己有guts的年代，一去不返。

當然，現實不應是唯一的考慮，否則在經濟困苦民不聊生的時候，誰來革命？只是，我看到的傳媒人，都被那黑壓壓的現實，壓得透不過氣。大家都會問，李慧玲之後，輪到誰？但想了一想，不管有還是沒有答案，都看不通，摸不透，下一步該如何走。

也當然，不做傳媒，總有出路的。

滿街傍友難道是傳媒出路



二○○五年，陳雲在《信報》有一篇文章，叫〈傍友〉（二○○五年三月十七日），是如此說的：

「有一門謀生之術叫依傍……民初是中國難得的亂世，文人可以依附官僚為清客、幕僚、幕客、幕賓、幕友之類，亦可依附軍閥為副官、參謀、隨員，或依附財主為司理、跟班、拍檔，甚至依附佔領租界的外來政權做洋奴漢奸。

傍友依傍的是商場大老闆，都是神氣活現之徒，旁邊地位略遜而甘心追隨的生意伙伴，可叫傍友，受聘的貼身助理或私人秘書也可叫傍友。此等人打扮講究，為了討人歡心，有時不惜曲意逢迎。梁醒波在《光棍姻緣》（一九五三）唱道：「擔番口大雪茄，充生晒認經理，撈世界要醒目，一味當玩把戲！」就是某些傍友的寫照。

傍友的所作所為，由雅到俗，由古至今，有奉承、逢迎、阿諛、諂媚、鑽營、攀附、巴結、吹捧、靠托、托大腳、拍馬屁、幫襯、擦鞋等，洋洋大觀……到了一九九○年代，回歸在即，港英準備撤出，中共部署接管，社會少提傍友，「擦鞋仔」一詞忽地流行。傍友始終是「友」，擦鞋仔則是趨炎附勢之小子。輿論用擦鞋仔來形容趨附北京、「忽然愛國」之人，實在傳神。」

全文沒有點名提及現代的某個誰，各位可對號入座。今時今日，不做傳媒不當名嘴，其實也不愁出路的，只要你甘願當個傍友、擦鞋仔。今天，滿街都是。

不生氣的人， 不知你還能否聽懂龍應台那句「你今天不生氣，明天你我及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

文 × 徐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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