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决定 民众反应 - 新京报

近八成受众：利益因素阻碍改革进程 2013-11-23 02:30:05  新京报

　　■ 第一发布

　　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称《公报》）正式对外公布，其中诸多新提法引发关注与讨论，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全文公布，一幅全面深入的改革路线图清晰呈现。那么，民众对此次改革有怎样的反应呢？

　　本期新京报“京报调查”(新京报《评论周刊》与优数咨询联合推出)的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此次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国企及垄断行业。

　　此次《决定》公布后，引起各方关注，其中对民众关注的如单独二胎，延迟退休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并做出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如废除劳教等。但还有一些领域的问题如户籍制度改革，官员财产公开等民众觉得不够彻底。

　　既然《决定》已经出台，后面要做的就是落实。那么，改革来自的最大阻力可能是什么呢？利益因素。75.4%的受访者选择“涉及官员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公开透明，反腐依然有难度”，66.1%的受访者选择“市场起决定作用，一些被‘削权’的政府及部门会阻挠”，57.4%的受访者选择“涉及利益调整的国有企业及垄断行业的反对”，此外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资本管控及地方户籍制度改革都会影响到改革的进程。

　　□新京报记者 兰燕飞

　　新一轮改革

　　你认为最大阻力是什么

　　您认为此次改革最可能遇到的阻力是什么？（多选）

　　a.市场起决定作用，一些被“削权”的政府及部门会阻挠 66.1%

　　b.涉及利益调整的国有企业及垄断行业的反对 57.4%

　　c.涉及官员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公开透明，反腐依然有难度 75.4%

　　d.地方政府存债务问题，财政改革不好推行56.6%

　　e.资本管控影响金融改革的成效 39.8%

　　f.户籍制度改革在一些地方遇阻 39.6%

　　g.新旧体系衔接不完善 33.4%

　　h.其他 2.0%

　　■ 京报调查

　　受访者背景资料

　　性别

　　男 51.3%

　　女 48.7%

　　年龄

　　90后 10.7%

　　80后 53.3%

　　70后 22.4%

　　60后 9.5%

　　50后 3.8%

　　其他 0.3%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6.0%

　　大专/高职 20.6%

　　大学本科 65.5%

　　硕士及以上 7.9%

　　职业

　　政府工作人员 6.8%

　　专业技术人员 13.6%

　　企业管理人员 20.6%

　　公司职员 33.0%

　　服务人员/售货员 3.1%

　　个体经营者 2.8%

　　自由职业者 5.3%

　　工人 2.3%

　　农民 0.4%

　　教师 5.1%

　　军人 0.1%

　　学生 4.0%

　　失业及下岗人员 0.7%

　　家庭主妇 0.7%

　　离退休人员 1.1%

　　其他 0.4%

　　月收入

　　2000元及以下 9.0%

　　2001-3500元 21.7%

　　3501-5000元 19.8%

　　5001-8000元 23.8%

　　8001-10000元 18.0%

　　10000元以上 7.7%




推行权力清单，放权、分权、限权 2013-11-23 02:30:27 - 迟福林 新京报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那么，通过《决定》，能否勾勒出一个明晰的“权力清单”，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新京报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新京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多时候主动权在政府手里，从《决定》看，你认为释放了那些信号？

　　迟福林：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此次《决定》的最新表述，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表述释放了两个重要的信号：一是坚定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无论是价格改革，还是市场体系改革等，都需要在这个方向下推进。

　　二是明确了政府改革的路线，不再是简单强调审批数量的多少，而是强调规范政府权力，该属于市场的回归市场，该属于社会的回归社会，该属于中央的收归中央，该属于地方的下放给地方。

　　新京报：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和市场领域的负面清单属于什么关系？

　　迟福林：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权力清单是从政府角度看，明确政府应该干什么，限制政府在清单以外的权力，并把清单以内的事做好；负面清单是从企业角度看，明确企业不能做什么，稳定企业预期并且最大限度地拓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制定权力清单，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制定负面清单，也是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的前提和基础。

　　在《决定》中，“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政府不再审批”“简政放权”这样的字眼并不少见，都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规范。所以，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尽快转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尽快形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格局。

　　新京报：你希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格局”？

　　迟福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形成市场主导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格局，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的有限作用。为此要完善市场体系，形成资源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的体制机制。

　　二是形成投资与消费动态平衡的新格局。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把扩大投资建立在消费主导投资转型的基础上，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三是形成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新格局。国有资本要加大公益性投资，发挥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

　　四是形成地方政府层面建设公共服务政府的新格局，转变竞争性地方政府格局。

　　这四个新格局形成，才能说告别了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新京报：权力清单制度背后的执政脉络是什么？

　　迟福林：首先是阳光政府，尤其是财政预决算的公开，以此来提高政府的公开性；其次是对政府行为的治理，包括社会对权力的监督；再次是强调权力的相互协调和制约；最后是突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现在，关键是在《决定》的基础之上，尽快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新京报：行动方案具体指什么？

　　迟福林：《决定》中明确指出“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在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等方面一一明确。

　　在权力清单上，我归纳为六个字：放权、分权和限权。

　　放权就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分权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在分离的前提下，形成相互协调的格局；限权就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监督权力，就是权力制约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的结合，这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根本之道。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黎明




改革方略确定之后关键在落实 2013-11-23 02:30:05  新京报

　　■ 旁边评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公布，以“全面、深化”为
关键词的改革路线图清晰呈现。

　　这份涵盖15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的宏大改革方案，一经披露，即引来一片赞誉。其中，诸如启动“单独”二胎政策；废止劳教制度；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提高国企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探索实行官邸制；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改革方案回应了社会多方面的期待与诉求。

　　不过，方略既定，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落实，而熟悉国情、政情的人士或许都有察觉，这并不轻松。事实上，这也正是调查受众对方案“满意”、对落实“看好”比例接近的原因所在。这种积极却谨慎的乐观，昭示出未来的改革路径并不会特别平坦，还将面临诸多可期与不可期的阻力和挑战。

　　梳理受众的种种担忧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抑或可能影响改革方案落实的难点，仍在于各级政府部门，以及政企交叉的国企及垄断行业。从新京报的调查可见，这些方面的阻力也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认同。

　　这并不奇怪。改革从来都是利益的调整。新一轮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本来就是各级政府职能，就是要进一步改变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而是改由市场来起决定作用。这就意味着，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要“自己改自己”，“自改革”。以往的改革经验证明，若想做到这一点，非有绝大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不可。

　　特别是，当改革的推动者与改革对象发生某种程度的重叠时，民众的担忧必将潜滋暗长，很难简单地以宏大话语祛除，惟有“动真格儿”。

　　而眼下，似乎已经出现了“动真格儿”的诸多利好因素。其一，中央决心已定，顶层设计、顶层推动。习近平此前强调：“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其二，社会公众高度关注改革，期待通过改革打破日渐板结的利益格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并分享现代化的成果。这种民意的支持，既是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也是改革的丰饶土壤。

　　改革没有回头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不可能扭转、改变前进的方向。而越是涉入深水区，就越是需要坚定不移的勇毅果敢。

　　□胡印斌（媒体人）




“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要收权集权” 2013-11-23 02:30:34  新京报

　　新京报讯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中，对于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出了“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步理顺事权关系”。

　　有人提出，财税体制改革想要收权。

　　前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改革形势分析会上，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专家学者都表示，这种观点是误读。

　　“适度集中财权，要防止‘诸侯’”

　　“我认为这是坚持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个基本方向不能动摇，这不是收权集权”，倪红日说，《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是，在财力上中央要掌握45%到50%左右，然后实行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这种体制是不会变的，这不叫收权。中国这么大，如果是1994年以前的状况，在财政上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持续下去，我个人认为很危险”。

　　她强调说，大多数国家也采用相同的做法，“中央都是要控制45%、50%，有的国家是60%、70%的财力”。

　　刘克崮参与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他也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绝对要防止‘诸侯’，一定要适度的集中，维持国家的统一。”

　　曹远征说，《决定》确定的财税体制改革方向，即“分税不变，税率不变，制度进一步完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第二步方案，“这个制度本世纪初就应开始推，那时候推，至少现在土地财政问题不会这么突出”。

　　民生保障衣食住行可放权地方政府

　　对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出现的问题，倪红日分析说，“问题是出在转移支付方式，还有中央各个部委在前一段时间握权太大”。

　　刘克崮说，现在一次分配中央和地方收入各半，但转移支付后，“地方用了85%，中央用了15%”。他认为这种转移支付方式违背了规律，“违背了什么规律？西方经济学和民间的谚语，我提炼概括‘花自己的钱，干自己的事效率最高；花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效率其次；花别人的钱干别人的事效率最差’”。

　　那么如何改革？他建议，把保障生活、生产基本稳定安全秩序的主体，交给市县。比如民生保障方面的衣食住行，食品安全等，“你的事，你出钱，你干到底最好。”他说。

　　■ 观点

　　在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等，就财税体制改革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1 “透明预算”考验政府效率

　　《决定》提出，“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透明预算涉及政府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

　　他称，政府的效率很多是内耗造成的，职责不清花了很多钱。钱花了以后绩效不高，绩效不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过去这些年来就是重投入，政府把钱花下去就行。现在很多部门事情干好了，是部门的功劳，如果有问题就是投入不够，财政给的钱不够，普遍都是这样。国家怎样真正形成一盘棋非常重要。

　　2 财税体制改革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决定》在财税体制改革章节，数次提到立法，如“总体目标和政策”中提出“完善立法”；税收制度部分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决定》里特别强调完善立法”。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财政是政治的一部分，也是政权的一部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的确是法制当头”。

　　他认为，征税权对国家很重要，“从这个角度讲，征税权和预算都要实行法定制度。税收既然是法定主义，我们现在有多少税种是真正的法律呢？18个税种只有3个法律，其他都是条例。人大要不要把税权收回去，不再授权给国务院？这就涉及人大和国务院的关系。这样改革就不仅仅是财政税收方面的改革，而是涉及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问题，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 声音

　　Q 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关键点在哪？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有人讲不要夸大，因为市场决定价格是一般规律。市场决定价格确实是一般规律，但是在我国目前这个阶段，强调市场起决定作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为什么呢？过去我们讲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但政府这只手伸进来了，形成了在基础作用前提下，政府不恰当干预市场的特殊情况。针对这个情况，现在要搞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关键问题在哪里？就在资源配置中，政府不要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也就是说，要改革过去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政府主导性的增长方式在过去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与其说是市场问题，还不如说是解决政府在市场中的准确定位问题。

　　Q 经济体制改革能否牵引全面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它的牵引机制到底是什么？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过度解释文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牵引力，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中国新阶段的全面改革。我对此抱有怀疑。

　　经济体制改革能牵引经济里的内容；社会改革里的收入分配，它能牵引一半，但是社会组织创新那一半，牵引不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牵引不了。再一个，文化体制改革也牵引不了。生态可以，或者基本上可以。

　　因此，现在流行的所谓牵引全面改革论，可能有漏洞，可能不符合未来的实际。至于更放大化把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力跟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挂钩，说国家治理体系靠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更勉为其难。

　　Q 《决定》落实怎样冲破部门利益？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现在关键是落实。按照我们原来的工作机制，落实过程中，是不是又会对部门进行筛选，最后不了了之？

　　改革需要制定方案，需要具体的落实。一方面需要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总体规划，另一方面还得部门来推。部门推的过程中，怎样避免部门根据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价值趋向，对这些方法（改革措施）进行取舍、进行割裂、进行选择呢？可能还得有一个新的机制。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很成功的一点，有些改革不依靠部门，是通过专门的机构和智库，通过全社会的力量制定的。

　　Q 土地流转问题应该如何落实？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农村土地流转）要落实的话，规划管理体制要改，然后用途管理体制要改，这两个体制不改，还是落实不了。

　　我最近给国土资源部提了一个建议，在全国划定农业保护区，农业保护区以内的建设用地不要开发，农业保护区以外的全部放给地方。

　　Q 形势是否一片大好？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最近我看很多的报纸都是讲一片大好形势。但是现在的问题，无论经济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包括国际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前所未有。我们长期依靠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人口的红利，改革的红利，加入WTO的红利，基本用得差不多了。所以不改革确实不行了，这应该是达成的一个共识。我们把改革的成绩说得太高不好，应该把形势看得严峻一点，这样我们改革的共识才能更加地凝聚。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



国家治理，什么才算是“现代化”- 任剑涛 2013-11-23 02:30:12  新京报

任剑涛 知名政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决定》表述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定义 政府、社会与市场各归其位

　　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物之两面。“一物”，就是国家治理；“两面”，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

　　理解“一物”，是了解“两面”的前提条件。

　　国家治理，是相对国家政治基本制度安排而言，主要指的是国家在基本权力安排既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国家权力运行得合法、顺畅、高效与得到社会认同的问题。国家基本制度安排合理，国家治理方得以启动。

　　国家治理的过程，就在于充分动员国家各个方面的力量，以多元共治激发国家权力体系、社会组织体系与市场结构体系的活力，并且促使三方积极互动，以便实现国家治理的预期目标。

　　实现国家预期、社会认同的治理目标，就是善治。

　　善治，作为国家治理的目标，体现为国家、社会与市场三方面力量纳入一个法治机制，促使国家权力合法、公平、公正、公开运作，社会组织自主、自治和自律，市场结构成本低廉、绩效高企运转。

　　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就是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

　　路径 限制政府冲动，保证监管到位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除开国家权力、社会运转与市场运行的高效分合，还必须促使三者各自具备内在的合理结构。

　　首先，国家日常权力体系，也就是政府权力的有效运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

　　“有效的政府治理”——指的就是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目标模式。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有效的政府治理，需要在体制机制上作出保障：一是对政府自身结构和功能作出合理规划，保证政府在规模、职能和作用方式上的合理性，在作为方式上的法治优先性，在发挥政府治理作用上的有效性，在提供社会服务上的公共性，在体制运转上的执行力，在行政结果上的公信力。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指的是建立现代社会治理模式。

　　一个得到善治的社会，一方面体现为社会主体，也就是城乡居民和社会组织，能够做到道德的自我约束、行为的自我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日常利益的相互调节。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法治化管理、系统性规划、综合性治理、主动化引导。

　　这样，既让社会保有活力、利益各得其所，也使社会井然有序、居民安心舒心放心。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指的是市场治理体系的建设。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市场依靠价格机制运行，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改革开放释放了市场的微观效能，就已经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让中国跻身世界各国经济总量前列。相对独立的市场治理体系，从正面看，是让相对健全的市场释放自主性价格机制，高效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从反面看，是限制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冲动、保证政府监管到位、克制市场机制缺陷的需要。

　　标准 关键在“公共预算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保证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目标提供现实支持。

　　因此，在基本确定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需要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内涵加以认识和实践。

　　从国家、社会与市场三个方面看，国家权力的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确定法治化的、层次分明的、领域明确的权力机制。但更为关键的还是，国家权力需要雄厚的、但又不伤害社会与市场运转的物质资源。

　　因此，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与公共预算机制，就成为国家权力高效运作的物质基础。
　　财政汲取能力，保证国家有充分的物质资源使用于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公共预算机制，保证国家能够高效益地配置有限的财政资源，既管住钱袋子，又用好钱袋子，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这是《决定》特别重视财政改革的深厚理由所在。

　　困难 在“活”与“不乱”间平衡

　　试图真正有力提升国家权力的治理能力，在财政改革上要做到稳健有效：国家财政汲取能力过强，会吸干社会和市场必须的资源，让社会、市场无法与国家权力积极互动、良性促进；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不足，会让公共权威下降，无法有效提供强有力的法治环境和公共政策。

　　因此，如何在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点上，处理好关乎公共财政的几个基本矛盾，就成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必须：一是确定财政改革的国家战略地位，二是理顺财政改革的财权事权，三是确定财政的央地分权关系，四是解决财税的国家与居民收益分享。在此基础上，保证国家权力治理能力的强大有效和理性定位。

　　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在两个幅度上：一是国家治理社会的能力高低，二是社会的自治能力高低。从前者看，向高走势的国家治理社会的能力，体现为国家治理社会的活而不乱。

　　活，指的是国家既依靠法治管理社会，对社会高度尊重，推动社会自治，从而让社会充分释放推进国家发展的能量；不乱，指的是国家严格遵守法治程序，仰赖社会组织的自我治理，不轻易介入社会日常生活领域，不以国家权力的主观良好意志催生出扰乱社会秩序的恶性后果。

　　从后者讲，一个具有充分自治空间的社会，不会躺在国家资助的平台上无所作为，成为一个依附性的无能结构。

　　城乡居民的自主，促进他们的自治；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居民就可以养成自律的良好习性，不至于陷入国家高压情况下的“民免而无耻”的悲壮。一个“民有耻且格”的状态，便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好写照。

　　市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投射在两个关键领域。

　　在国家治理市场的领域，国家高度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市场自我治理的领域，市场依靠行为者、尤其是现代企业组织，做到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从而保证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

　　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上，需要建立起巧妙平衡的关系结构：一要避免国家权力压制市场建制，以政府的宏观监管扼制市场活力；二要避免市场的放任自流，让经济发展处于政府失控的状态。

　　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运行之间，做到《决定》所预期的满意状态。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两个极端情形都不会出现的时候，市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基本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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