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人间何世了 - 傅雷、朱梅馥

在傅雷、朱梅馥骨灰安葬仪式上的沉思  张瑞田 东方早报   发表于2013-11-04 07:01

2013年10月27日的上午，我们在上海浦东的海港陵园，举行傅雷、朱梅馥骨灰安葬仪式。

10月27日，傅雷夫妇骨灰落葬仪式上，傅敏代表哥哥傅聪和全家人发言。张新燕 图

　　2013年10月27日的上午，我们在上海浦东的海港陵园，举行傅雷、朱梅馥骨灰安葬仪式。墓地位于陵园人工河的河岸，靠河的地方，新建了“疾风迅雨亭”，亭的名字源于傅雷的斋号“疾风迅雨楼”。我在一旁看着“疾风迅雨亭”，挺拔的立柱，流畅的线条，倔强的亭檐，分明就是傅雷与朱梅馥人格的化身。墓碑用红布覆盖，花圈围在墓穴的周围，我们拿在一枝玫瑰，等待傅雷与朱梅馥的到来。上午9时30分，傅聪与傅敏护送傅雷、朱梅馥的骨灰出现在墓地。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青年，撑一把伞，遮挡光芒。三个人走到墓穴旁的桌案前，把骨灰轻轻放在上面。

　　傅聪把父母的骨灰放下，眼睑低垂。他穿一件中式的黑色礼服，身材中等，头发花白，大耳垂轮，步履轻缓，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是一位典型的老人形象了。傅敏比哥哥显得年轻，他不离傅聪左右，照顾着哥哥的行动。与傅敏先生熟悉，敏捷的思维，干练的举止，痛苦的回忆，让我多次领略到一位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悲伤。

　　1966年，我三岁。这一年，一位叫傅雷的先生和一位叫朱梅馥的女士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一个动荡的世界。两位优雅、高贵的中年人，以悲剧的形式离开了他们心爱的儿子傅聪和傅敏，离开了他们典雅的译文，丰富的藏画，还有那么多温暖的家书。

　　三岁的我，当然不知道上海，也不会知道傅雷和朱梅馥，更不会知道长大成人后，如此强烈地热爱傅雷，以及傅雷留下的译文、家书、手札、文章。对傅雷的每一次阅读，我都会想到1966年，这个狰狞的年份，为什么如此恶毒地剥夺了傅雷与朱梅馥的生命？

　　终于能够独立思考了，我明白了1966年的颜色，这是旷古的黑暗，是人类的耻辱，是中国人长期的疼痛。这一年，离开我们的不仅仅是傅雷、朱梅馥，与他们一同走向不归路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一个推行愚民政策的时代，他们别无选择。

　　今年，傅雷105岁了，朱梅馥100岁了，如果他们活着，我们就用不着把“和谐”二字挂在嘴边，傅雷的趣味，朱梅馥的微笑，足以照亮我们的生活。事实是他们走了，他们的走，依旧让我内心不能安宁，依旧促使我思考某些尖锐的问题，依旧让我想念傅雷，直追导致傅雷、朱梅馥悲剧的根源。

　　时光倒流。眼前的傅聪已经是79岁的老人。他的身边有一位高个子中年人，无需多问，一定是傅凌霄了。这是傅雷没有见过面的孙子，对这位长孙，傅雷非常惦念，他为这个孩子起名傅凌霄。

　　傅凌霄没有与伟大的祖父傅雷相拥而泣，今天，他看见祖父与祖母的骨灰一同回到属于他们的家，他低着头，他的心一定很难过。我是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时，知道傅雷的。那时，我仅知道傅雷是翻译家，冤死于“文革”。后来，读《傅雷家书》，才知道傅雷和朱梅馥之死是多么的不应该，是国家之耻，是民族之殇。也是在这本书里，知道了傅雷上进的儿子傅聪。上世纪80年代，是启蒙的年代，是反思的年代，是学习的年代，我们把傅雷和傅聪视为精神的楷模。傅聪，多么英俊的青年啊，漆黑的眼睛，爽朗的笑容，潇洒的风度，横溢的才华，无疑是我们这一代的偶像。

　　也许是当了父亲的缘故，我的心开始向傅雷靠拢。对傅雷的阅读，已不限于他的译文和他著名的家书，随笔、书札、艺术评论，甚至他的墨迹，一并成为我精神世界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纪念傅雷诞辰105周年、朱梅馥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我说，傅雷是需要发现的，在研究中发现，在发现中研究，我们会看清傅雷真实的一生。持久、散漫地阅读，我看到作为翻译家的傅雷，还有一副传统的笔墨，用毛笔写文言，也是傅雷所长。如果说效率与直率，坦诚与天真的性格，是西方文学的养成，那么，优雅与敦厚，清高与决绝，一定是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品质。最近的阅读，我们还发现，傅雷是“公知”，他敢于为民请命，即使背负“右”派之名，仍然发出“勿先持有企业单位比一切都重要之成见”，为民权张目。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在墓地起伏，傅聪与傅敏把父母的骨灰放入墓穴，他们又把第一捧土撒在棺木上。鲜花覆盖了傅雷与朱梅馥另外一个家，他们心痛，他们安息。覆盖在墓碑上的红布揭开了，灰色的墓碑，有一行黑色的字迹，这是傅雷的手迹，书写着傅雷当年写给傅聪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我站在一旁，眼泪夺眶而出。没有理由，只有感受，没有条件，只有哀伤。是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即以不甘屈辱，不甘背叛，不甘堕落的方式，去创造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是一个无形的世界，是高洁的世界，是值得敬仰的世界，是让我们向往的世界。

　　伴随着傅雷喜欢的乐曲，傅敏代表家人，在父母的墓前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

　　爸爸、妈妈，47年前，你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你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成长起来的文化事业。但是，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努力，把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爸爸、妈妈，你们在这里安息吧。

　　我一字字听着，听着傅敏发自内心的独白，傅敏是对父母所言，何尝不是对这个世界所言。振聋发聩的独白，一定是我们灵魂的清醒剂。

　　乐曲萦绕，白云飘飘。我捧着一枝殷红的玫瑰，走到傅雷、朱梅馥的墓碑，我把玫瑰轻轻放到墓前，深深鞠躬。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我们同属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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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的记忆——傅雷身后事

在傅雷、朱梅馥骨灰安葬仪式上的沉思



凝结的记忆——傅雷身后事   樊林 东方早报  发表于2013-11-04 07:03

时间定格在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离别了人世！冷静而细致！因为他们早已“不知人间何世了”。

　　时间定格在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离别了人世！冷静而细致！因为他们早已“不知人间何世了”。留下一对昆仲天涯各一方：傅聪出走英国，留在北京的傅敏求生不能、求死不成。而今，《傅雷家书》及日、韩译本，以及那些浩浩荡荡的遗著，让人们认识了500万言译著“翻译家”之外的傅雷——父亲、文学评论家、音乐鉴赏家、美术策展人、出版家。

《傅雷自传》的首页

　1970年代，傅聪傅敏与众亲友在骨灰堂前的合影

　　时间定格在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离别了人世！冷静而细致！因为他们早已“不知人间何世了”。留下一对昆仲天涯各一方：傅聪出走英国，留在北京的傅敏求生不能、求死不成。

二十二年后兄弟再聚首

　　岁月荏苒，2006年9月23日，在傅雷家乡南汇举办纪念傅雷先生逝世40周年之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江声浩荡话傅雷》的前一天，坐在南汇博物馆里，傅敏已是两鬓斑白，回首往事，稍作沉吟，向笔者缓缓道来，“那是个故事。” 傅敏如此起了头。

　　“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傅雷在家书中深深苛责自己。在那个最传统最根本的信条都被抛弃的年代，罪恶成为一道无处不在的风景。勇气和正义都失去了它们原本的力量，傅雷用他凝结的呐喊作为正义和善良的苍凉退场。历史的罪过如何补赎？然而不管方式如何，阴霾过后，曙光初吐，1978年的春天，为社会各界那些冤魂的正名，正方方面面逐步展开。上海音乐学院是重灾区，教授死了10来位，除了周小燕，基本上各系的系主任都自杀了，1978年，音乐学院的抄家物资清理小组提出要为傅雷举办平反追悼会。

　　父母自杀两个月后，傅聪才从法国的朋友那里得知消息；而傅敏曾二度走上不归路，传到傅聪那都不确定弟弟是否还在人世。1977年初春，在英国伦敦的傅聪忽然从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中国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他的心颤抖了。他已经有20年没有听到中央乐团的演奏了，而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被禁止了10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出现。他想，这也许是个讯号，也许是时候可以回到祖国，也许是时候去找找亲弟弟了。

　　1978年，德国《镜报》驻远东的名记者TIZIANO要来中国，他因为喜欢傅聪的音乐在新加坡时结识了傅聪后竟至 熟捻，傅聪委托TIZIANO来找弟弟。TIZIANO来中国两周，可都快要离开了还没有打听到傅敏的消息。

　　这时，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的傅敏的外交学院的大学同学徐重熙，通知傅敏快去北京饭店找TIZIANO。傅敏马上就去了北京饭店，读到傅聪的信，傅聪在信中叙说了自己的思乡之情，说不知哪天能够见到日夜想念的亲人和朋友，特别“想看北京的蓝天”。并说他不久要到香港演出，想见弟弟一面。傅敏拿到那封信后托人转交给廖承志同志，可那时正在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到廖承志同志批准下来后，傅聪已离开了香港。傅敏把这个讯息转告给上海音乐学院，提出希望延迟追悼会，让傅聪也能参加。

　　然后傅敏又把信转给柯灵。柯灵给有关领导部门写了很长的信，希望能够在傅聪回国时予以接待，结果竟没有回音。那时“左”的思想还很严重，傅聪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不久，香港《新晚报》约柯灵写《怀傅雷》。尽管当时傅雷的冤案尚未平反，柯灵马上应约写了，并请巴金看过，在北京的《文艺报》和香港的《新晚报》上一起发表。当时，在香港反响很大，认为这是傅聪可以回来的讯号。

　　那时，有个文化教育考察团要到英国访问，吴祖强是团长，吴祖强和傅聪可以说是难兄难弟，1958年反“右”时，李得伦、吴祖强、傅聪三个一起在文化部写检查。据说傅聪写得最好，因为他文化修养高，能写。那之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找傅聪谈话，说傅聪出国演出后回来要下放5年，傅聪想“那我的手不就完了，艺术生涯也完了”，这句话把傅聪给吓坏了。吴祖强出国前感觉应该是要解决傅聪的问题的时候了，他给文化部党委打了报告，得到了上级的同意。吴祖强到伦敦后即去找傅聪，不巧傅聪不在家，就留下一封信。傅聪看到后，非常高兴，他穿了长褂，拎了酒和花生米上饭店找到吴祖强，两人见面抱头痛哭，谈了一宿。傅聪邀请中国代表团观看演出，吴祖强请示中国大使馆得到同意后，中国代表团全体出席了傅聪在伦敦的音乐会，他们齐坐在最前排，这在当时造成很大轰动。音乐会后，傅聪写了一封信要转交给邓小平，诉说自己的思乡之情，想要回来看看。信不长，可那时傅聪已长时间不写中文了，那封信写得苦，写了快七八十页才成。

　　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作了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由于邓小平对傅聪问题作了批示，傅聪终于得到祖国的谅解。上海作协决定将追悼会推迟，等傅聪回来。

　　1979年4月傅聪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24日他从香港经广州到达上海，终于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兄弟俩分开后，就这么22年后再聚首。

　　

傅雷走进烈士陵园

　　1978年12月，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平反昭雪的工作在各地迅速铺开。“根据党中央和上海市委有关指示精神，对强加给傅雷先生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而为傅雷夫妇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的追悼会就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作家协会来共同执行，追悼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周详而紧锣密鼓地展开。

　　众所周知，傅雷先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第一届中国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1952年华东作协成立后，傅雷成为最早的一批专业会员。1954年，傅雷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在全国文化界，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傅雷是个没有工资、纯粹靠稿费生活的专职文学翻译家，他既无公职、更没有编制，没有党派，更不是中共党员，傅雷夫妇是自杀，傅雷何以成了“殉难”骨灰进了龙华烈士陵园呢？这归功于上海市文联的争取和努力。

　　同一阶段，周信芳、丰子恺、赵丹、陆洁、叶以群、陶德康、葛克信、沈志远等同志都陆续平反，并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举办骨灰安放仪式。傅雷的骨灰安放仪式由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出面主办，上海市文联希望傅雷的骨灰也能安放在革命公墓内。但经民政局优抚处联系，他们认为傅雷的级别、身份不符规定，不应安放于此。于是，1979年4月17日，上海市文联请示市委统战部发出请示：“傅雷先生是国内外有名的翻译家，是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的会员，在国际上也颇有声望。举行骨灰仪式时，傅雷的儿子傅聪将从国外赶回参加。为了考虑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战政策，我们希望同意把傅雷的骨灰安放进革命公墓。”报告同时抄送民政局优抚处和市委宣传部办公室。次日上海市委统战部回复急件，指示“根据傅雷先生的情况，为贯彻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党的统战政策，我们同意傅雷先生的骨灰安放在革命公墓。请你局审批”，并抄送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

　　仪式筹备工作由市文联办公室负责，拟请新华社和上海两报发消息。傅聪定于1979年4月24日从香港经广州到达上海，26日上午参加其父傅雷的追悼会，27日离沪去北京。上海市文联就傅聪回沪参加傅雷追悼会的接待参照北京的做法，作了详尽的安排：抵离沪时，由音乐学院负责人丁善德、钢琴家吴乐懿迎接，26日晚上，由贺绿汀主持设宴招待。夏白等音乐界人士作陪。专业交流活动，根据主随客便的原则，征求其本人同意，如安排专场演出，则以内部形式在音乐学院内进行。同时根据家属参加追悼会的惯例，傅聪从广州—上海—北京的旅费，包括弟弟傅敏到广州迎接的旅费都在追悼会预算内开支。而傅聪在沪住宿膳费自理，专业交流和参加追悼会的车辆由文联解决。单就骨灰安放仪式编制预算达2980元，其中招待费含傅聪回国后国内交通费达1500元。

　　1979年4月26日上午9点半，中国政协、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国家出版总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外国文学研究所、上海市政协、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出版局、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电影局、上海市文联、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以及有关单位代表和傅雷生前友好400余人聚集在龙华革命公墓大厅。时任上海市电影局顾问、电影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柯灵无限悲痛地为亡友宣读了悼词。其中详述其生平及著作的卓越成就，尾段郑重平反：“傅雷先生政治上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始终不渝地跟着党走。他工作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他为人耿直，在他生前，曾表示要抓紧时间，多做些有益的工作，并计划把法国作家不同风格的作品搞点样品出来。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同他的夫人朱梅馥女士一起，过早地离开我们，这是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大损失，使我们感到十分难过。现在，我代表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郑重宣布，经上级批准，一、为傅雷先生平反昭雪，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傅雷先生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二、傅雷先生1957年所写的文章以及在鸣放会的发言，不是‘右’派言论，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根据政策，应予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安息吧！‘右’派分子。”

　　平反追悼会后，傅雷的骨灰盒被安放在上海龙华“革命干部骨灰室”内，妻子朱梅馥则葬在了家乡青浦公墓。

　　

几近半世纪的“回家”路

　　凭吊先人，最为平实的方式不外乎去到墓前焚香举哀以礼敬拜，或献上一捧雅菊聊表哀思。然而在连年举办的各种傅雷图片展、研讨会、音乐会、雕塑揭幕、“傅雷中学”命名等纪念活动热闹展开之时，人们不禁要问：傅雷之墓安在何方？早在2006年，以纪实见长的某著名作家曾发表文章起首标题——“离世四十年后终于合葬”，似乎昭示着有个可以告慰的结局，事实确实如此吗？

　　傅雷与朱梅馥自1932年1月结为夫妇，伉俪之情整整34年，一个刚烈桀骜，一个锦心素口，两人情深似海竟至共赴危难。遗书、遗物都被搜走，遗书上是委托傅敏的舅舅朱人秀处理一切后事，甚至交代“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事发之时，舅舅电话通知了受困北京的傅敏，傅敏当时也在批斗之中曾两度自杀，就只能委托舅舅全权处理。可傅雷是非正常死亡，待遗体解剖后火化时，舅舅朱人秀自身难保也被隔离审查了，一段时间傅雷夫妇的骨灰竟无人敢认领。

　　这时热爱傅雷译文的文学女青年江小燕，在钢琴老师的家里偶然获悉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又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然而一种正义之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她勇敢地挺身而出，毅然开始了自己的营救行动。她以干女儿的身份，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将骨灰认领。为免意外，在寄存骨灰盒时写着傅雷的字——傅怒安。就这样，这位中国著名的翻译家虽然含冤而死，却被一位忠诚的读者，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下来。她出于义愤，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声言傅雷是爱国的，希望总理能出来管一管这类事。信末，她没有署名。但当时的公安局由这封信很快追查到了江小燕，而上海市文联也是由着这条线索找到了傅雷的骨灰。

　　时光流转了40年，一桩心事也在傅敏心头萦绕了40年。2006年初，傅敏终于打电话给上海的亲友，告知了他的心愿——希望另建新墓将父母合葬，并委托办理相关手续。但是，陵园要求，必须提供夫妇关系的证明，才能合葬。

　　傅雷离世于上海江苏路属长宁区，他的户籍所在地是长宁区公安局，然而必须要傅雷直系亲属方可查档；傅雷不是作协编内人员，作协没有他的人事档案；最后，上海作协组织人事处破例开出公函：“朱梅馥与傅雷为夫妇关系。特此证明”。

　　一切似乎已妥，2006年3月，傅聪、傅敏来到了上海，然而就在傅敏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准备办理相关手续时，却传来青浦的消息——母亲朱梅馥的墓地因为土地征用而深埋了——骨灰再也无法找到了。听到这消息，傅敏沉默良久后，长长叹息，沉吟“母亲一直与父亲相随相伴，当初不忍父母骨灰分离，特别将父母骨灰相互交汇，他们应该要安息入土为安呀”！

　　值得庆幸和告慰的是，在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傅雷研究专家王树华的奔走促成下，2013年10月27日，傅雷、朱梅馥的骨灰终于落葬到南汇故里，于逝世47年后终于“回家”。

　　多年来，傅家两兄弟用不同的方式聊寄哀思。1991年香港翻译家学会举办纪念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系列活动时，傅聪举办钢琴独奏会；2006年9月，傅聪回老家南汇周浦镇为傅雷纪念馆揭牌，举办独奏会明月琴声奠父母。2008年5月，为纪念傅雷诞辰100周年在南京和上海分别举办了独奏音乐会。

　　1979年，傅敏赴英国探亲时即开始着手整理保存在哥哥那儿的信。悠悠岁月，茫茫大海，遥遥数万里间的两地书，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家书可以读出一位高境界的父亲的杜鹃啼血，也可以感受到清晰的父子间的文脉传承。1981年，《傅雷家书》出了它的第一版，那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不及15万字，只有200多页，傅雷的好友、时任中央工艺美院的院长庞薰琹设计的白色的封面上是傅雷先生的侧影。198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退还的一大包抄家物资中，傅敏又发现有父亲写给哥哥的信的底稿。在傅敏的推动下，42年来，多达35家出版社以各种装帧形式、五十几种版本、200万计的总发行量来传播傅雷的学术和思想。《傅雷家书》及它日、韩译本，以及那些浩浩荡荡的遗著，让人们认识了500万言译著“翻译家”之外的傅雷——父亲、文学评论家、音乐鉴赏家、美术策展人、出版家。而今之文化传承与弘扬之盛况，傅雷在天之灵应有感知。■




长沙学生赴美交流 逾八成升美国大学 2013-11-05 02:52:00  来源：潇湘晨报

在赴美交流的337名学生中，已有289名学生升入美国大学就读，占总数的85.76%。由此可见，选择高中赴美后继续在美国深造成为大体趋势。

　　如今“出国热”越来越“低龄化”。长沙市教育局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对2007年至2013年赴美交流的337名学生情况作了调查分析，对交流学生的学业、生活、能力培养、升学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细致了解，并于近日发布调查报告。

　　大多数学生选择高二出国

　　调查结果显示，赴美交流的学生中有73.29%都是高二学生，2.67%为初三学生，其余为高一学生。选择初三到高二年级的学生赴美交流比较合适，美国高中生涯包括9至12共四个年级，中国高二学生去美国后可选择与国内高三学年相对应的12年级，这样就可以取得美国学校的高中毕业证，由美国学校出具成绩单和推荐信，可以提高大学申请材料的可信度，并帮助学生申请到更加理想的美国大学。据统计资料显示，在赴美交流的337名学生中，已有289名学生升入美国大学就读，占总数的85.76%。由此可见，选择高中赴美后继续在美国深造成为大体趋势。

　　注意寄宿家庭的生活禁忌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学生参加赴美交流生项目期间与寄宿家庭在生活方式上还是有一定的冲突。不能适应美国寄宿家庭的生活方式主要有：学生在休息时间上网或打电话，在卧室吃东西，洗澡时间过长等方面。

　　株洲市二中的交换生肖梦琳目前在美国待了10个月了。她在高尔湖中学读高四（相当于国内高三）。美国寄宿家庭的爸妈对她特别宽容，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肖梦琳还是特别注意，陪“家”里的三个弟妹玩，把自己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候忍不住在卧室吃零食也会收拾得没有痕迹。

　　不过她的朋友可没这么幸运，有很多在国内看似平常的行为在美国家庭不受欢迎。她有个男同学每次回家就开电脑上网，不跟家人聊天，最终被寄宿家庭投诉。这个中国男生只得换地方。

　　专家：文化差异无法回避

　　长沙市教育局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唐冰丹表示，有意愿留学的学生不要“扎堆”，同时要避开“无中国学生”与“中国学生过多”的学校。

　　“无中国学生”的环境会给年幼的孩子带来心理上的压力。但过多的中国学生让学生会局限于中国圈子，不利于与当地学生交流。（潇湘晨报记者沈颢 实习生瞿辰）


录入编辑：薛冬霞


叫停“考察性出访”应令行禁止 2013-11-06 02:30:25  新京报 

无事可办的“考察性出访”实质是浪费公帑，中央文件明令禁止，理所当然。关键还在于，地方或部门文件不得以“因地制宜”等为由，再开口子。

　　■ 社论

　　中央近日印发《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其中有一条规定是，严格控制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数量和规模，不得安排考察性出访。

　　“出国考察”，一直是许多官员公款出国的常用说法。“考察”，天生一副办理公事的架势。但是现在，它被中央叫停了，而且是一刀切，很决绝。

　　这里所谓一刀切叫停，并非不分清红皀白地禁止任何类别的领导干部出国，而是叫停“考察性出访”。所谓“考察性出访”，应当是相对“事务性出访”而言，后者是具体有公事要办，而前者却“无明确目的”，无事可办。

　　既然无事可办，出国考察就是浪费公帑，国家予以明令禁止，就是理所当然的。

　　但必须注意的是，此次禁止性规定并非我国第一次叫停“考察性出访”，而是屡禁屡弛，可谓令行而长期禁不止。比如1991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补充规定》，其中规定：“领导干部出访的目的要明确，要讲究实效，组团要少而精，主要进行对口会谈或工作会晤。凡地、司级干部能够解决的问题，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不必出访，一般性考察要坚决停止。”而实际上，这一禁令长期未能落实。

　　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地方或部门的相关文件，比如多省文件规定：厅（局）级人员原则上每年出国（境）不超过1次，访问一个国家（地区）一般限于一周之内，等等。这正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出国考察的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是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到处充满“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话语，官员出国被认为是开拓国际视野，有利于他们归来建设和服务。而在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出现干部借口“出国考察”假公济私的情况，就不足为奇。

　　今年7月，中国教科院院长袁振国被爆2011年末曾赴阿根廷、巴西考察，10天考察期内除10小时公务活动外，其余均为包括赌场在内的游览行程。袁振国强调，自己出国一切“根据外事规定办理”。明明是假公济私，但因为有文件撑腰，某些领导干部做来就能心安理得。

　　要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首先必须坚决彻底清理各种与中央规定冲突的“对策”性文件，实现政令的统一。对于“考察性出访”，既然中央文件已经明令禁止，地方或部门文件就不得以“因地制宜”等为由，再开口子。

　　但光堵住“出国考察”的漏洞还远远不够，因为某些官员脑筋急转弯的聪明劲儿往往出乎一般人的意料。2008年，浙江温州市纪委副书记徐某曾带着一个“23人赴美培训团”出国，实质却是公款旅游。但他们打的旗号不是“考察”，而是“赴美培训”。

　　为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对“考察性出访”、“出国培训”之类出国概念作出明确界定，避免某些官员故意混淆相关概念，暗度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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